译本序（第2/4页）

显然，这里有一个文学形象的类型的问题。在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中，总可以找到一些类型或一些系列，作家所描绘出来的人物，往往不可避免地属于某一种类型或某一种系列，这是因为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作家往往面临相同的矛盾、相同的格局，而他们所描写的人性又往往有着共同的或相似的表现形式。不过，杰出的作家之所以杰出，就在于他的人物尽管属于某种类型，然而并不公式化、程式化，而总有内在的充实的时代社会内容。奥克塔夫当然也带有类型性、系列性，而他的忧郁与痛苦也同样来自个性与社会环境的矛盾，问题在于，他的个性与社会环境的矛盾究竟有什么具体的社会时代内容以及表现得是否深刻？

司汤达把奥克塔夫的故事安排在复辟王朝时代，这正是法国十九世纪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曲折与倒退的时期。被一七八九年资产阶级大革命推翻了的波旁王朝，又在哥萨克的刺刀保护下回到了巴黎，并进而企图恢复革命前的封建贵族土地所有制与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统治，在封建势力这种倒行逆施的过程中，一八二五年波旁王朝的御用工具“无双议会”通过向革命时期流亡国外的贵族赔偿十亿法郎的法案，就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事件。司汤达在一八二七年把这个事件当作他小说故事的历史背景，本身就具有尖锐的社会政治意义。而且，他又在这个背景上，展现出“一八二七年巴黎沙龙的几个场面”，实际上就是制作出复辟时期贵族社会的缩影。他通过粗略但清晰的线条，勾画了一些贵族社会的人物，表现出他们那种陈腐的精神状态和逆潮流而动的意志愿望。他们在一个已经扬弃了他们的世纪里回光返照、苟延残喘，然而却自以为是在迎着旧朝代复兴的伟大的曙光；他们在法国这片土地上已经失去了他们的根基、他们的财富与力量，但他们仍生活在自我陶醉之中，以祖先、血统、门第这些早已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而自傲，以装腔作势来掩盖他们的虚弱与贫乏，用虚荣的、硬撑门面的办法来掩盖他们的寒酸与破落；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早已经是一个“最缺乏生命的阶级”，然而他们却顽固地梦想恢复早已被大革命彻底清扫了的旧秩序，自不量力地要扭转时代历史的车轮；而从他们的人品与私德来说，他们绝不是一批为垂暮的盛世殉道的悲壮激昂的人物，而是一群没有见识、没有崇高的感情、没有纯正的趣味、空虚无聊的小人，在他们之中，卑劣的感情、“坏心眼”、邪恶与阴险、自私自利等则到处可见。这就是奥克塔夫所处的，也是他与之对立的社会环境。

而奥克塔夫的个性呢？是什么样的个性？这一个性的全部内容几乎都与他的社会环境针锋相对。他从不掩饰自己对这样一个社会环境的反感，在他看来，这个上流社会里的人无一不是卑鄙的，在这个社会里，他不是傲气十足，就是不屑于理睬；与此同时，他对自己是这个社会里的一员、与这些人同类而感到痛苦，因而，离群索居竟是他最大的乐趣，即使对自己所享受的物质条件，那座舒适的府第，他也很是厌恶，宁可回到学校里那简朴的寝室里去；他是陈腐的贵族的血统门第观念、特权观念的对立面，竟然那么厌弃直接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赔偿法案；他与复辟时期贵族社会里那种力图恢复封建专制旧秩序的反动愿望与反动意志相反，与他们作为垂死的阶级而有的全部卑劣的计较相反，具有“正直而坚强的心灵”、“高尚的品格”和“荣誉感”，并且还根据他的良知拟订过各种各样的行动计划，而最后，他也的确采取了拜伦式的出走行动，当即将抵达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战的希腊时，他在一种对“英雄的国家”的敬意中离开了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