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记忆：并非个人的历史（第2/5页）

当时的我还小，似乎被知青下乡的壮观场面所感染，因此家中不管怎样设计，我是小小年纪就打定主意，将来是要下乡的。

可能就下乡了，之后由理想主义到颓废主义，终于吃喝××（后面两个字空缺，因为没有改革，这四个字可能就不全），最后与当地一女青年结为伉俪，开始了漫长的生孩子生涯，时至今日，虽年龄仅仅三十多岁，但脸相上看说是四五十岁也是有人信的。

不过也有可能，我作为家中第二个孩子，躲过上山下乡一劫，在小城之中，我的出路只有一条，中学毕业之后，让妈妈提前退休，然后顶替接班。由于妈妈是教师，而我又没有上大学的机会，因此当教师的可能性不大，估计是做后勤工作，运气好一些，也可能因自己的体育天分，最后当上了“体育老师”。

也许还有其他的道路，但不管怎么说，我能离开那座边疆小城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现在的生活，我的家庭、妻子、儿子都在生活中退出去，一切都是另一幅画面。只不过和今天相比，我会在没什么诱惑的小城里，过着一种没什么幸福也没什么痛苦没什么追求也没什么失落的平常日子。

这样回忆着，就不能不感叹时事造人，1978年的一个重大转折，改变的不仅仅是中国的面貌，更是这其中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今日，原地踏步和一成不变的日子没有了，假设中的一切让人高兴地没能实现。

闲暇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也不妨都做一下这个假设游戏，想想自己，假若没有改革的话，这二十年的道路会是怎样？人生是不是该用另外的稿纸书写呢？

一定是的。这么一想，今日的很多烦恼就淡了，心情就会好很多。你看，在假设中回忆，有时也是一味药，治现在心中的病。

转折那年，我十岁，我到了北京

1978年我十岁，改革二十年后的1998，我三十而立。

印象太深了，1978年的那个冬天，我正在家中翻阅书籍，我妈妈急匆匆地下班，然后和姥姥在家中连饭也不做就开始商量起来。

原来，我父亲平反了，内蒙要召开追悼大会，我母亲必须带着我哥和我去内蒙西部的集宁市出席这个追悼会。

父亲和母亲，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被诬陷成“内蒙古人民党”，然后招也得招不招也得招，可父亲还是不招，于是被不停地打来打去，终于埋下后患，在1976年去世，直到死，还都背着“内人党”的嫌疑。从这个角度说，当时的我，也该属于“敌对分子”的家属。

平反昭雪，自然是我们家中的大事，于是我和哥哥都停下课程，从内蒙东部的海拉尔（当时还属于黑龙江省）到西部的集宁。当时没有直达的火车，我们必须先坐车到北京然后再换车到集宁。

于是，十岁的我就在改革元年的1978年，来到了改革的策源地北京。

在我的第一印象中，北京出奇地大。

大是自然的，我生活的那个小城才二十多万人，这之前，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个城市。因此初到北京，这个世界突然以乘法的方式在我眼前扩张。在北京的那几天里，我始终懵头懵脑找不着方位。

和那个时候大多数人一样，到了北京，白天猛逛，晚上住那种在客人走后临时改成旅店的澡堂子，打游击一样感受着北京。

吃饭是一件很费力的事，无论在哪一个吃饭的地方，总要排上很长时间的队，然后才会有座位。即使有座位，也并不一定能平静地吃饭，一来身后有人等座，二来饭馆里要饭的人多得出奇。那时候要饭的人要的真是饭，隔一会儿，就能看见同是要饭人，却为争一点儿剩面条而吵起来，正是在北京，我亲眼看到要饭人在别人的剩饭中吐上几口口水，然后把那碗饭据为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