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Old Prisoner /老囚

妈妈说我必须跟她去火车站,去接从劳改营回来的姥爷。火车是从兰州开往北京的,从车上下来的人身上和脚上都有一层黄色尘土。站台空旷了,姥爷还不出现。妈烦躁地自语:“叫他别动,别动,肯定错过了!”妈不承认她不记得姥爷的模样,她说起码姥爷的大个头会让她一眼认出来。我从来没见过姥爷,据说他的所有照片都被烧掉了。一些是他刚被捕时烧的,其余是“文革”中烧的,姥姥和妈必须把和他的一切联系烧干净。我和弟弟从来不知姥爷犯的什么法,只知道他是政治犯,够资格挨枪毙的。后来不知怎么他案情的重大性就给忽略了,死刑也延缓了。一缓三十年。

整个一个空站台就把我妈和我晾在正当中。都要走了,看见车尾巴上站着个人,穿一身黑不黑、蓝不蓝的棉袄棉裤,黑暗的脸色,又瘦又矮。他疑惑地往我们这边走几步,希望我们先问话。妈小声跟自己说:“不是的,不是的,一点影子都没有!”我也但愿不是的。这老头猥琐透了,不是那种敢作敢为、敢犯王法的模样,也没有政治犯的自以为是、不以己悲的伟岸。老头唤出了妈的乳名。妈脸上出现了轻微的恶心和过度的失望。妈推我一把:“叫姥爷!”

这是她坚持我陪她来的原因:我叫一声“姥爷”便省了她叫“爸”了。姥爷哭了一下,妈也哭了一下,这场合不哭多不近情理。

不久姥爷就成了我们家很有用的一个人。我们都抓他的差,叫他买早点,跑邮局寄包裹,或拿挂号信。也请他去中药房抓药,抓回来煎也是他的事,我们家除了姥爷和我,全都是常年吃中药。常常是妈烧菜烧到半路,叫姥爷去买把葱或一块姜。妈给他多大个钞票他都不找回零钱。弟弟大声嘀咕:“八十岁的人了,他搜刮那么多钱干什么?”

我也纳闷姥爷拿钱去做了什么。三十年做囚犯,该习惯没钱的日子了。妈有时会在饭桌上突然对姥爷说:“您要吃就吃够,别回头拿钱去到外头吃去。”大家都看得出姥爷嘴吃得不多,眼睛却很饿。

自从我们多了个姥爷,家里就开始丢钱。先是每人忘在衣服口袋里的钱被姥爷洗衣时一一掏干净。后来放在厨房小袋子里的牛奶费、报纸费也没了。最近一次,爸来了一百元的小稿费,差姥爷去取。到晚上姥爷回来了,钱没回来。

有天我把他逼到洗碗池边。“你今天去哪儿了,姥爷?”

“去门诊部了。”他已能很流畅地扯谎。

“撒谎吧,姥爷?”我阴险地说。

他不理我,用远不如他脸那么老的修长手指哗哗响地搓洗筷子。

“我在电影院看见你了。”我脸上出现捉赃捉奸的笑容。

他看我一眼。在他黑白混淆的眼睛里,我不是个外孙女而是个狡狯却还有点人情味的劳改队干部。我没多少同情心,对这老人,我的同情心早在姥姥身上用光了。那个为政治犯丈夫忍气吞声做了三十年“敌眷”的姥姥。那个好强、自尊的老女人,哭瞎了眼在家门外也绝不低谁一头。姥姥瞎着眼,没等着“见”姥爷最后一面,就死了。要不这样等着姥爷,她是可以早些死的。

“在劳改营里没电影看?”我说,“三十年都没看过电影?”

“外头有的,那里头都有。”姥爷说。他和别人相反,从不控诉“里头”,总要给人个感觉他这三十年过得没有太不如人。不少时候他还怀念青海湖的鱼,“那些鱼的杂碎比这里的鱼肉还鲜!”妈会回他,“恐怕你们只有鱼杂碎吃。鱼肉从来都轮不到你们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