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中小说（第3/4页）

展览的策展人举出了毕加索的例子：听闻格尔尼卡所受的轰炸后，毕加索以自己近年来研究的斗牛主题（其中已然包含西班牙即将大难临头的意味）为素材，由此完成了他的传世作品。

为了呼应画作的主题，德拉克拉瓦在自由女神的左侧放入了三名劳动者：他所谓的“人民”即指体力劳动者。（除了后排那个头戴三角帽的人可能是参加革命的巴黎综合理工大学学生外，整幅画中没有一个资产阶级分子。）德拉克拉瓦笔下的这三名劳动者带着明显的社会学意图：头戴礼帽的那位可能是个手工艺人、行业工会成员（是的，礼帽在那个年代只是一种普通的帽子，没有具体的社会含义；但是宽大的裤子、红色法兰绒腰带则是劳动人民的服饰）；手中持剑、围着工作围裙的那位是制造厂的工人；受伤匍匐在地、包着头巾、衬衫束在腰带里的那位则是建筑工地的小工，季节性地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迁徙劳作。

自由女神右侧那个头戴黑色贝雷帽、手持双枪的少年如今被我们叫作“伽弗洛什”（实际上，1830年时，《悲惨世界》尚未问世，雨果的这部小说要到1862年才发表）。展览将他同詹波隆那[30]的墨丘利雕塑作品对照，该雕塑的姿态已然给彼时的许多画家带来灵感，但他们通常都描绘侧脸，而此画中的少年则以正脸面对观众。

画面的左侧还有一位蹲在垒起的石块背后、手持刺刀、头戴国民警卫军帽的青年。制服的所有细节都清晰可辨，画面中的武器也是如此，从少年在皇家卫队手中抢来的子弹带（手枪则来自骑兵队），到身穿工作围裙的劳动者从陆军手里抢来的军刀和他自己的子弹带。画中出现的所有武器均有故事可以追溯，其逼真程度仿佛骑士小说，其中每位骑士的武器都有其渊源；只是画中的武器一如真实的革命，来源各异、各不相同，有的是偶然得到的，有的是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整幅画中唯一一把非军用武器是头戴礼帽的劳动者手中所持的双管猎枪。

对最具劳动者特征的那个人物（即围着工作围裙的那位）的细致观察为我们带来了一些意识形态的惊喜：在他的贝雷帽上别着一枚饰有红色蝴蝶结的白色帽徽。白色帽徽表明他拥护君主制；再看腰间的手枪上包着一条红色围巾，象征着这名原本忠于君权的农民，也要反对专权压迫，最终转向自由主义……不过，我们没有必要继续深入探讨这些假设，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留给学者，反正他们也无须担心我们是否认同他们的猜测。

对于我们的解读来说，关系更大的是前面的三名死者。一名是寓言和神话中的人物，摆出了古典的姿态，裸露着身子，或者准确地说是没穿裤子，却没有哪位评论家为此勃然大怒（而敞胸露乳虽然是自由女神的标志性特征，却还是饱受争议），原因就在于其形象取自古典主义的学院模型。当赫克托耳的双脚被绑在阿喀琉斯的战车上时，他的身躯就呈现出这样的姿势。另外两名死者是被击败的国王士兵，与其他革命的阵亡者放在一起，体现了一视同仁的哀悼。其中一名身穿皇家卫队瑞士团（后来被路易腓立国王镇压）的制服，他的筒状军帽翻倒在身侧；另一名则是法国胸甲骑兵。这些伤亡者（包括受伤的劳动者）的形象，大卫（David）和格罗（Gros）早已在庆功画中画过：德拉克拉瓦的画作是绘画史新老元素的交汇处，正如“七月革命”亦是法国历史的转折点。

背景中的巴黎城景象更是提出了很多问题。巴黎圣母院巍然耸立，但是要看到巴黎圣母院，画面所在之处只能是塞纳河左岸，若是这样，右边的高楼就无法解释了，那应该是河流经过的地方。所以背景只是象征性的虚构背景。画家为什么要选择巴黎圣母院呢？这座教堂的形象与奥尔良派毫无瓜葛（路易腓立向来自诩为世俗人士、启蒙主义之子），却与当时的社会理论以及德·拉梅奈[31]拉姆内的民主基督教思想相符；也正是在那几年，雨果开始了《巴黎圣母院》的写作，并把教堂变成了自由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