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公元前1700～前500年中东的世界主义（第4/11页）

相反，铁器时代蛮族入侵带来的政治局面是相当动荡的。地方部落之间、部落联盟之间的争夺很快导致较大的领土国家重现。亚述人是最成功的帝国建立者。他们能够从当地吃苦耐劳的众多农民中征募战士。其他宝贵资源是帝国传统和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行政管理技术，亚述国王故意声称自己就是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继承者和捍卫者。另一方面，埃及无力驱逐接连而来、自封为王的三轮入侵者（公元前1220～前1165），在尼罗河谷内处于守势，只想与入侵者保持距离，保护大多数古代法老的文化遗产。

尽管几乎连年发动残酷的战争，但是亚述帝国从未变得安全。被征服的民族，如以色列人和巴比伦人，多次发动叛乱。亚述采取严厉的报复行为，如把以色列王国的重要家族迁到巴比伦（公元前722年），但是一有机会反抗就会出现，这样也不能防止新的动荡。然而任何内部叛乱最终都没有推翻亚述的统治，直到出现一次战术的重大革命。这次军事革命发生于公元前850～前700年，它的主要中心是草原地区。从本质上看，这次军事革命非常简单：在这几个世纪里，草原民族已经学会骑马。因此，他们变成了骑兵，通过利用马匹力量和速度的简单方法，他们获得了机动性的各种优势。

骑兵革命

我们认为骑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甚至认为这是最自然的利用马匹的方法。为什么人类用了如此漫长的时间才习惯骑马呢？事实上，早在公元前2000年前，人类已能偶然地骑在马上。但是这有几重困难。在军事行动的危机关头，一个骑马的弓箭手必须腾出双手射箭。但是马匹任何出乎意料的移动都会给骑手带来危险：从马背上正好跌落在敌人脚下。战车兵通过让一个人驾驭马匹，另一个人射箭来解决这个问题。而骑兵必须同时进行这两项活动。这要求劳动分工不是在两个人之间进行，而是在控制马匹的下肢与控制弓箭的上肢之间进行。在这些情况下，只有马匹和骑手都长期习惯于彼此才能取得可靠的合作，保证骑行安全。因此，希腊传说中的半人半马怪兽和历史中的骑兵都可被视为不同生物物种之间的一种异常的共生现象，所以骑马很久之后才变得重要，我们对此不必感到吃惊。

但是当骑马变得普遍时，它的军事影响就像早先战车发明的后果一样。通过跨上马背，手持弓箭，游牧部落取得了比任何组织精良、纪律严明的步兵部队都更优越的机动性和战斗力。从草原发动游击突袭变得安全又容易。只有同样机动、纪律更严明或人数更多的骑兵才有希望阻挡这种袭击。亚述不能提供这种骑兵。他们的故乡缺乏充足的草料，并非饲养马匹的好地方。因此，亚述的马匹仍然比较稀少，仍限于尊贵的统治者和贵族，远远超出了普通士兵所能企及的程度。

公元前700年后不久，被希腊人称为“斯基泰人”和“西米里人”的民族利用这种草原新力量对中东发动广泛袭击。成功的骑兵袭击鼓舞后方的叛乱。因此，南部反叛的巴比伦人、向东出击的伊朗高原的米底人与北部草原的斯基泰人联合起来，最终于公元前612年推翻了亚述国家。胜利者瓜分了果实：斯基泰人返回北部草原故乡，他们的马匹满载战利品；米底人和巴比伦人与新兴的、野心勃勃的埃及共同瓜分了亚述帝国的领土。

胜利者很快便陷入互相争夺。特别是巴比伦和埃及为控制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而开始斗争，在此过程中，选择与埃及结盟的犹太小王国激怒了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公元前605～前561年在位）。巴比伦军队于公元前587年占领了耶路撒冷，毁灭了这座城市，把它的居民掳往巴比伦。这个历史事件本身不是特别非同寻常，但结果对犹太教的发展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