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中国、印度和欧洲 （600～1000年）（第2/7页）

在文明世界的南部边缘，一群同样的新民族和国家达到了在当时可以适当地称为“文明生活”的水平。云南变成了中国文化的卫星，正如安南（现代北越）早已成为的那样。西藏利用位于中国边疆，接近印度的地理优势，综合来自两边的因素，宗教取自印度，世俗文化主要取自中国的中原地区，但是一直保持着强烈的地方特色。例如，西藏的宗教就融合了当地的苯教与佛教观念，创立了喇嘛教。在喜马拉雅山南边，孟加拉和克什米尔变成了印度文化的重要边界，强大的地方性国家在那里兴起，支配了北印度平原的政治生活，虽然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把恒河流域与印度河流域统一为一个新的“天下四方”帝国。我们已经注意到阿拉伯突然崛起于中东。跨过红海，东非的埃塞俄比亚和努比亚、西非的加纳都变成了当地的国家，都自夸拥有文明的许多吸引力。埃塞俄比亚和努比亚接受了被罗马和君士坦丁堡都宣布为异端的基督教（基督一性论）。而加纳仍然信奉异教。

文明生活方式地理范围的大幅扩张，以及公元600年后文明世界南北边缘地区发生的各种异质文化融合增强等现象，在更大程度上概括了以美索不达米亚为中心的地区性亚文化的发展，这种发展从公元前2000年文明首次适应雨水灌溉地区之时就已经开始了。文明成就的内在吸引力当然是它们最终传播的原因。在这两种情况下，以战利品、贡品和贸易形式出现的文明世界的商品出口增长，使蛮族首领、国王、军官和各种权势人物开始让其臣民接受文明的诱惑。公元600年后，旧大陆各文明区域处于比以前出口更多物资的地位，因为它们自己的国内经济和技术在传统上被称为欧洲历史的“黑暗时代”里得到了重大发展。

为了更好地理解文明社会不断增长的范围，我们将逐一考察它们。

中国

隋朝重新统一中国（589年）后不久，一轮短暂的战争把一个新王朝唐朝（618～907年）带上了权力宝座。经过较长时间的皇位空缺，宋朝（960～1279年）继之。实际上，中国政府并不完全符合传统的王朝类型。在我们关注的四个世纪（600～1000年）里，强大的中央政府只持续到755年，接着是帝国权力削弱、地方军阀势力增强、对以中亚维吾尔族为首的突厥联盟的依赖时期。840年推翻维吾尔政权仅仅是被其他蛮族主人所取代而已，这些新蛮族主人在唐朝后期几十年里直接控制了北方的中央政权。宋朝也未能把这些蛮族统治者从东北地区驱赶出去。

但是755年后中央政权的瓦解并未严重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南方，数百万农民逐渐把稻田从河流沿岸延伸到丘陵地区，使肥沃而精心耕作的稻田像连绵的地毯一样，生产出大量粮食，足以维持大幅度增加的城市手工业者、地主和官员等人口。贸易常常掌握在外国人特别是维吾尔人和阿拉伯人手中。儒家思想认为商人是社会的寄生虫。因此，虽然对外贸易和中国境内区域性贸易得到长足发展，但是城市各个阶级并未向地主乡绅的传统支配地位发起挑战。相反，中国手工业者和中外商人的天赋和技巧主要被用于满足地主—官僚阶级的需要，这个阶级的成员受过传统的中国学术教育，力图维持适合缙绅的艺术和礼仪。

缙绅的思想在唐朝和宋朝早期发生了重大变化。例如，绘画变成了中国的主要高雅艺术，在这个时期取得了经典的形式，虽然没有真品流传下来。诗歌也随着李白（705～762年）和杜甫（712～770年）的作品而取得了经典形式，他们的诗歌体裁使民间歌曲的韵律更加精细，并因此形成了约束后世的传统。由于李白诗歌的新奇和自叙辛酸事的特点，所以他的诗歌比他的散文更难模仿，那些有鉴赏能力的人都一致认为，李白不仅是先驱，而且是中国最伟大的抒情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