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中国、印度和欧洲 （600～1000年）（第4/7页）

在神学辩论中，印度教学者就以这种灵活方式扭转局势。在更实际的日常水平上，印度人的情绪是强烈反对外国人的。正如晚唐和宋代中国一样，印度大众文化开始系统地反对一切外来事物，捍卫所有看起来属于他们自己的知识。在这个过程中，印度生活中被隐藏的和原始的东西第一次进入了文字记载。特别是极其多样的、被总称为“密教”的崇拜仪式终于被公开了，并变得越来越精致了。密教专家力图通过使用魔法和咒语，来拥有一般仅为圣徒和禁欲者所拥有的超自然力量。所以密教变成了通往圣洁的捷径，使普通人不经历禁欲的痛苦和苦难也可以达到禁欲者的目标。这种终南捷径受到广泛欢迎，且可能削弱各种形式的禁欲主义。

密教一直主要是私人仪式，虽然小集团也可能一起举行魔法活动。在更公开一面，神庙供奉被偶然的盛大节日所补充，这些以印度众神中某个神的名义的节日照常举行，甚至变得更加精细。在笈多时代，宫廷为作家和艺术家提供资助和观众。随着笈多帝国和平的破坏，没有可与之相媲美的宫廷中心出现。因此，神庙充当了首要角色。印度文明经历了向更世俗化、知识化的转变。特别是在数学方面，它在笈多时代曾经有一个灿烂的发端，但是现在被遗忘了；它在以神庙为中心的高级文化中没有一席之地。除了像迦梨陀娑那样的宫廷诗歌外，还有许多逸名作者创作的圣歌，有时这些圣歌用生动而非常肉麻的语言歌颂神与其崇拜者之间的爱情。在观众和参与者中跳舞和吟唱圣歌能够而且的确引起强烈的感情迸发。成百上千的人发现，通过这种仪式，他们能够体验与隐藏在日常事务背后的神力结合的感觉。因此，印度教在大众感情中根深蒂固，这是反对穆斯林（后来基督教）传教者论点的最好证明。

关于这个时期印度社会经济生活甚至印度被分裂的政治单位情况的记载都非常不完整。当然，总体水平较高的活动继续着，而且在诸如孟加拉和喜马拉雅山的克什米尔山谷等地区，印度社会地理范围的重要扩张发生了。在这些地区，丛林沼泽、丘陵森林都被开发成农耕乡村。因此，印度社会总体人口继续增长，尽管从印度河到伊斯兰教统治地区各省的人口减少了。但是这些持续成功还不足以抵消以下事实：从总体上看，印度面对穆斯林威胁做出的反应似乎是感性的吸收，专注于明确无误的印度本身的事物，反对所有外来刺激，在此过程中，放弃或不再强调笈多时代某些更加积极和成功的发展。

欧洲

直到我们考察的这个时期的末期，欧洲人仍然处于守势。但是欧洲的守势首先是军事方面的，其次才是知识和情感方面的。因此，与印度不同，政治超越其他人类联系基础的重要性被欧洲“黑暗时代”好战的蛮族和基督教徒重新坚持下来，这种人类政治首要地位曾经首次被希腊人强调。

把这个时期欧洲政治史的动荡划分为三次蛮族入侵浪潮是有用的，其间经历过两次短暂的稳定。我们在第十二章中已经考察过第一次蛮族入侵浪潮。这是匈奴入侵中欧引起的民族迁徙，哥特人、勃艮第人、汪达尔人、法兰克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日耳曼人的其他分支于378～450年进入罗马的领土。克洛维（卒于511年）的后代在高卢巩固了法兰克王国，查士丁尼（卒于565年）时期罗马重建对北非、意大利、西班牙部分地区的统治，这些事件构成了第一次蛮族入侵浪潮后文明（或半文明，如法兰克王国）社会政府动荡中的稳定。

第二次蛮族入侵浪潮在查士丁尼死后接踵而至，一支从南俄草原被迫向西迁徙到匈牙利平原、被称为“阿瓦尔人”的新游牧民族，像此前的匈奴人阿提拉一样，开始对他们新大本营南部和西部农耕地区大肆抢掠。717～718年，当穆斯林围攻君士坦丁堡时，阿瓦尔人的势力达到顶峰。但是君士坦丁的都城城墙仍然屹立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边。新皇帝、伊苏里亚王朝的利奥三世（717～741年在位）登基，着手整顿拜占庭军事力量。他把大量土地授予将士，作为他们守卫边疆的报酬。在小亚细亚，这种政策很快便击退了阿拉伯人，并且能够永久地把他们阻止在大约陶鲁斯山脉一线。但是在欧洲，利奥及其后继者没能阻止斯拉夫人的大规模渗透，这种渗透逐渐把巴尔干半岛北部和中部转化为讲斯拉夫语的地区。以同样的方式，568年后，伦巴第的日耳曼人也取代了控制意大利全部内陆的拜占庭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