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世界大革命(第4/19页)

从哈布斯堡政权检查人员留下的记录中,我们还可以证明一件事,自大战爆发以来,头一桩顺应民心的政治事件,就是俄国的大革命。自十月革命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夺权成功之后,和平的呼声与社会革命的需求更汇合成为一股潮流:1917年11月到1918年3月之间调查问卷中,三分之一表示,和平希望在俄国;另外三分之一认为,和平希望在革命;还有五分之一认为,和平的希望在俄国与革命,两者皆不可缺。其实俄国大革命对国际带来的反响,向来很明显:早在1905—1906年发生的第一次革命,就已经震撼了当时残存的几个大帝国,从奥匈帝国,经由土耳其、波斯,一路到了中国,都受震动(参见《帝国的年代》第十二章)。到了1917年,全欧洲已经变成一堆待燃的火药,只等着随时引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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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俄的情况一塌糊涂,不但革命时机成熟,大战中也打得精疲力竭,随时在败亡的边缘上。俄国最后终于倒了下来,成为东欧及中欧地区第一个在“一战”压力下崩溃的国家。最后的爆炸迟早都会发生,人人心里有数,只是不知道爆炸的导火线会在何时以及何种情况之下引燃。其实一直到“二月革命”爆发之前的几周,连当时流亡在瑞士的列宁,都不敢确定今生自己能否亲眼看到革命成功。到了最后关头,造成沙皇政权垮台的导火索,系一群女工的示威事件(示威之日,就是社会主义运动后来的“三八妇女节”)。另有普提洛夫(Putilov)铁厂的工人,向来以立场强硬出名,因与资方发生纠纷,被厂方勒令停工。于是他们与女工联合,发起一场总罢工,示威游行的队伍,越过冰冻的河面,一直向首都中心进发。可怜他们所求无多,也不过就是面包罢了。沙皇的军队起初踌躇不愿动手,最后不但拒绝了镇压群众的命令,还与民众保持着友好的气氛,甚至连一向对沙皇忠心耿耿的哥萨克卫戍部队,也不肯向民众开火。沙皇政权的脆弱,此时完全暴露无遗。混乱了4天之后,军队终于哗变,沙皇退位,政权由一个自由派的“临时政府”暂时接管。当时与俄国协约的西方诸国,对沙皇退位难免表示同情,甚而伸出援手——因为它们担心,沙皇政权走投无路之下,可能会退出大战,进而与德国单独签订和约。这一场街头混乱,无人策划领导,纯属偶发事件,短短4天,却结束了一个老大帝国。[3]

更精彩的在后头:革命之于俄国,恰如水到渠成,彼得格勒的民众竟然立刻宣称,沙皇的倾覆等于全世界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直接到来。而列宁最大的作为,就是扭转了这个无法控制的局面,将群情澎湃的无政府状态一转而为布尔什维克的势力所利用。

取沙皇政权代之的俄国新政权,并不是一个亲西方的自由宪政政体,更无心与德国作战。当时存在的其实是革命的真空状态:一边是毫无实权的“临时政府”;另一边则是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纷纷成立的“基层群众”性地方会议[亦即苏维埃(Soviet),会议之意[4] ]。这些“基层群众”政治组织握有相当的实权,至少拥有否决大权——可是对于这个权力有何妙用,以及如何使用这个权力,或是应该怎么发挥,却一窍不通。各个不同的革命党派组织也纷纷出现——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有两派:布尔什维克(Bolshevik,译者注:在俄文中即“大”之意,意译为“多数派”,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孟什维克(Menshevik,译者注:在俄文中即“小”之意,意译为“少数派”,主张与资产阶级联手,进行自由化改革)。此外还有社会革命党(Social Revolutionaries,译者注:主张土地国有,以暗杀为革命手段),以及其他无数的左派小团体,一一抖落原先非法的身份,从地下现身——这些党派团体,极力争取各地苏维埃,以图扩大自己的阵营。但是一开始,众人之中只有列宁有灼见。他指出,各地的苏维埃,可作为政府的另一途径(列宁曾有名言:“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但是沙皇政权甫落,大大小小各种名目的革命党团林立,老百姓根本搞不清楚这些林林总总的名号,到底代表着什么意思;就算知道,也不辨其中异同。他们只明白一件事,就是从今以后,再也不用听命于权威了——甚至连那些自以为见识高过他们一等的革命权威,也用不着去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