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旧共和国与新君主国（二）（第2/19页）

社会失序

这是一个以土地与商业的大量资本与投机为基础所产生的经济体系，从这个体系中产生了最可怕的贫富不均。“百万富豪与乞丐的国家”这个常见的贬词，用在共和国末期的罗马再适当不过。奴隶制度国的金科玉律乃是，“靠奴隶生活的富人必然是高贵的，靠自力的劳力生活的必定是低贱的”；这种原则在那时的罗马，不论是公私交谊上都是守得最严的。那时的罗马没有我们现在所谓的中产阶级，因为在一个那样充分开发了的奴隶国中，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阶级存在。表面上看似中产阶级的分子，实际上是那些有钱的商人和地主，他们也许是太没有文化，也许是文化太高了，因此留在他们自己的生活圈中，漠然于公共生活。商人阶层里——这一层人不少是解放的奴隶和其他的暴发户，他们死命地想要扮演有教养的样子——有教养的却没有几个。

这个形态的典型是提图斯·彭波尼乌斯，此人是这个时期的文件中常常提及的一个人。他因在意大利和伊庇鲁斯的农庄经营，在意大利、希腊、马其顿和小亚细亚的金币交易而致富。但他只做商人，拒绝加入公职，拒绝与国家做金融交易。他既避免贪婪小气，也避免那个时期流行的沉重浪费（例如，他的餐费每天只用一百塞斯特斯），他自自在在地享受着乡间与城市的两种生活的美好，跟罗马与希腊的上流社会交往，并享尽种种文学与艺术的乐趣。

人数更多、地位更巩固的是老式的意大利地主。当时的文学为我们留下一个这样的农村贵人的素描。此人名塞克斯图斯·罗斯西乌斯，公元前81年于剥夺公权时被杀。他的财富计约六十万塞斯特斯，主要投资于十三片农庄；他亲自有计划、热心地治理；他极少至罗马，甚至可能一次未曾去过，而当他去的时候，跟元老院那些讲讲究究的贵人们比起来，他那拙笨的样子，就像他粗鄙的奴隶们跟城中有模有样的家奴们比起来相似。这些乡村贵人和他们的乡居家室，严谨地守着他们祖先的规律，也沿用祖先纯粹而高贵的语言；这是城中的贵人与商人远瞠其后的。

地主阶级被认为是国族的精英。想飞黄腾达的投机者，想获取最终的名望者，都千方百计地买下一块农庄，即使自求不到乡绅的地位，也设法让他的儿子取得。凡有大的政治运动，凡有新的文学动向时，我们都可以见到这个地主阶级所留下的痕迹。对新君主制度的反对，地主阶级贡献出最大的力量；瓦罗、卢克莱修和卡图鲁斯出身于这个阶级；而地主生活相当的鲜活性在西塞罗的著述《论法律》第二卷关于阿尔皮努[2]的优美导论中，显示得最为清楚——这是那既空洞又多产的西塞罗所制造的可怕大沙漠中的一片绿洲。

穷人

但是若与乞丐和贵族——这是社会的主调——相比，有教养的商人阶级和朝气蓬勃的地主阶级则相形见绌。这段时期贫富人口的比例我们没有数据可以确定，但我们可以再度引证早此五十年一个罗马政治家所说的话。他说，罗马公民中，真正富裕的家庭不超过两千。自那时以后，罗马公民的人口有所改变，但从明显的证据可以看出其贫富人口的比例顶多没有变得更大而已。从谷物配给和从军的情况看来，大众的贫穷是太明显了。而富者益富则可由当时的一个作家之言得证。他说，在马略时期，“依照当时的标准而言，一片两百万塞斯特斯的农庄算得上是财富”；而从个人财富的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前述的说法是正确的。巨富鲁西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向两万士兵许下诺言，从他的私产中给每人四英亩地。庞培的农庄值七千万塞斯特斯，演员伊索普斯的农庄值两千万。富中之富马库斯·克拉苏，在事业之初财产七百万塞斯特斯，最后，在除去大笔花销之后，仍有一亿七千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