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旧共和国与新君主国（二）（第4/19页）

没有任何自然学家搜寻海陆的新物种像当时那些吃家们那般热心的。客人宴会后服一剂催吐剂，已属平常之事，因为还有许许多多的宴会在等着他。淫乐已变成那么时髦、那么有系统的事，以致产生了这一行的教授，以教授贵族青年们如何过这种罪恶的生活为生。

债务

这类乱七八糟的花样繁多无聊，我们用不着细说，何况那缺少原创力的罗马人充其量也不过把希腊、亚洲的奢侈弄得夸张一些，做做愚蠢的翻版而已。但克洛诺斯固然会吞食自已的孩子，普洛托斯[3]也会。这种无聊的时髦的竞争如此的哄抬物价，以致随流同俗者眼看着自己的广大农庄化为乌有，而即使那些只不过加入最必需的行列的人士，也发现他们继承的祖产从根坍毁。贵族家庭的毁灭，最常见的原因是执政官的竞选，但声色犬马，庞大的建筑，以及种种淫乐的追求，也同样令人倾家荡产。

这个时代的大笔财富只有更大笔的借贷足堪相比。公元前62年左右，恺撒在抵债之后，剩下的债务仍有两千五百万塞斯特斯。马库斯·安东尼乌斯，二十四岁时债款六百万塞斯特斯，十四年后则增至四千万。库里奥债款六千万，米罗七千万。罗马贵族世界的奢华习惯之专靠借贷维持，可以由一件事实显示出来：数个执政官竞选人为了借贷，使得月利从四分突然跳至八分。宣布无偿还能力本可使债权人适时聚会，至少可以清账，但债务人则往往不肯宣布而尽可能拖延。他不肯变卖自己的产业，尤其是田产，却继续借债，装出富有的样子，一直到垮台垮得更惨的时候，其情况就像米罗的例子一样，结果是债权人只能得了百分之四。

在这种从富有到倾家荡产的快速转变中，在这种一贯性的挥霍中，获利最多的当然是那冷静的放债者，他们懂得何时该放，何时该拒绝。如此，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关系几乎回到公元前三世纪社会危机最严重时期的情况。债务人对债权人有两种可能的态度：一是卑躬屈膝，惟命是从，甚至在元老院中都得看债主的颜色而发言与表决；另一种则为财产而宣战，以此威胁债权人，用阴谋或内战来铲除他们。辛纳的叛变由此而起，喀提林、科利乌斯与多拉贝拉的起兵更是由此而起，这跟一个世纪之前希腊世界中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战争十分相似。在这样腐败的经济状态下，每一个金融的或政治的危机都可能造成可怕的混乱，乃是意料中事。在内战中常会发生的现象，我们更几乎不用提了，例如资本的抽逃，土地的突然贬值，无以数计的破产和普遍的债务无力偿还现象；这些，是和在社会战争及米特拉达悌战争中一样必然出现的。

不道德

在这种情况下，道德与家庭生活被社会各阶层视为过时之物。穷，不仅是最难堪的耻辱，而且是唯一的罪恶。为了钱，政治家可以卖国，公民可以卖身。官职与法官的表决权都可以用钱购得，而高贵的女人也可以像一般妓女一样为钱献身。假证与伪誓如此普遍，以致当时一位名诗人曾说他那时代的人发誓是为了“搪债”。诚实被忘得如此干净，以致拒绝贿赂不被当做正直，却被当做有意跟行贿者为难。有史以来世界各地的罪行没有比罗马更想入非非，更可怕，更变态的——奥鲁斯·科伦提乌斯的审讯便暴露了意大利一个乡镇最高贵的家族中此种罪例。

友朋

对于国民生活有害的这种毒液虽然深深浸透了人心，表面的生活却格外显得平滑光亮，用周到的礼貌与遍在的友谊作为粉饰。人人都忙着互相拜会，以至于有头有脸的家庭都必须由主人——有时则由司客——来排定接见顺序表，只有比较有地位的人才能获得单独接见，其他的则几个人同时，甚至在会客时间结束时，“集体”接见（据说，为新君主制度铺路的盖乌斯·格拉古，也是这种见客之道的创始人）。问候信满天飞，礼貌拜访遍地走。既无私人关系又无商业来往的人，却互相飘洋过海地交换着“友谊的”书信，而正式的业务信函除了给公司的以外，却极少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