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们(第3/5页)

李白一生官没做成,隐也隐得不地道,最终以平民身份,不,以遇赦罪犯的身份贫病而死。真是所谓“谋身谋隐两无成”,用传统的标准来衡量,他的一生是失败的。虽然身后,他以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诗人的身份被载入史册,但诗人身份生前却不被他自己看重,也没有给他的生命以多少慰藉。这才是悲剧所在。

隐者中相当一部分人都是因为自视过高,遇到挫折,不能及时调整自我,平衡心态,于是满心委屈,以隐逸颓废来作为对社会的反抗。比如名隐王绩。

王是隋人,自幼聪明歧异,好学多闻,十五岁时便独游长安,登大臣杨素之门,与之辩论,“一座服其英敏,目为神仙童子”。这一经历,无疑大大强化了这个少年的自命不凡心态。晚年他回忆年青时说:

弱龄慕奇调,无事不兼修。

望气登重阁,占星上小楼。

明经思待诏,学剑觅封侯。

……

入仕之后,他仅仅被授以秘书省正字这样微不足道的末职。心高气盛的王绩简直不会把这个职位看成是“官”,干了不久,就托疾辞职了。不久,他被放外任,做了扬州六合县丞,他仍然不置之眼角,遂开始纵酒。随着官位淹蹇,他的酒量也越来越大,愈加放诞不羁。入了唐朝,酒名益著,做门下省待诏,他解释说只是为了每天能喝官给的三升好酒,人称“斗酒学士”而自号“五斗先生”。贞观年间终于归隐故里,依然以酒徒自任,无日不醉,作《醉乡记》,著《酒经》《酒谱》,以“酒瓮多于步兵(阮籍),黍田(用来酿酒的)广于彭泽(陶渊明)”自许。

很明显,王绩的酒喝得不是那么心平气和。他的好酒里,有赌气的成分在,有作秀的成分在,他想用喝酒和隐逸来表达些什么。这口气竟赌了一生,值得吗?

西方没有隐士这一明确的门类。其实他们的知识分子用东方标准来看,大多活得本身就是隐士。赫拉克利特说过这样的名言:“我宁肯找到一个因果性的解释,也不愿获得一个波斯王位。”西方的名人大哲中很少有人做过高官显宦,他们大都以教职或隐居生活终生。著名大哲学家斯宾诺莎就是靠给人磨镜片来维持生活。只不过他们隐得大大方方,踏踏实实。一部厚厚的西方文明史就是他们在平静的庄园,在严肃的校园,在小阁楼,在修道院写出来的。相比之下,中国的隐士们过多地把精神浪费在郁愤中,消磨在无可奈何的自娱里。他们讲求起生活的艺术,研究烹饪,研究喝茶,乃至研究妇女的衣着。这些课题不是不可以列入研究范围,但他们的目的却仅仅是“耗壮心,遣余年”而已。这种自娱溶蚀了他们人格的内在动力,其中一些人也取得了一些积极有为的精神成果,但是不多,不成系统。

隐还有另一高明之处。入仕了,不论文名多高的人,都要曝露在世人的目光之下,露出凡夫俗子的本相,而自古能够做到出将入相,大有为于天下的又有几人!只有退隐了,无为了,才彻底地“高”了。可以玄天玄地说些不轻不重的话,做些可做可不做的事,半遮半掩,神神秘秘,世人就愈加对你仰之弥高钻之弥深了。这就像赵孟的经验之谈:“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就像武林老宗师,已经须发皤然,仙风道骨了,端坐在太师椅上,半耐烦半不耐烦地,不慌不忙地给你背上一套拳谱,从从容容,让人肃然起敬。不过他是无论如何不会和你过招的。这就是所谓的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

隐既然可以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且相对来说具有某些独特的好处,就出现了“谋隐”的人。就像现在书法家吃香,就出现了一批双手倒写梅花篆字,或用脚写字的书法家,隐风大盛的时候自然也就有了吃“隐饭”的,这真可谓隐风日下隐道大颓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