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德国人和犹太人，1700—1871（第2/17页）

德国人对犹太人和犹太人问题的成见是顽固的和强迫症式的，对于现代实际生活在德国领土的犹太人数量来说是不成比例的。在艾森门格尔的时代，德国的犹太人不超过5万人；一个世纪多一点时间之后，也就是在1820年，犹太人的总人口大约是25万，大多数生活在普鲁士；到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国成立，犹太人的人口为38.3万（占总人口的1.5％）；在1925年，犹太人的人口上升到56.4万（占总人口的0.9％）；到希特勒掌权的时候，犹太人的人口为50.3万（占总人口的0.76％）。这些数字显示了犹太人口的上升相对是温和的，同时相比于1871年到1933年之间总人口数量，实际呈现出稳步的下降。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犹太人尽管数量是少的，但是他们在观感上引人注目，因为他们生活在大城市，在某些职业，比如企业、商业、法律、医疗、新闻业、艺术等“自由职业”有突出表现。毫无疑问，他们充分利用了解放运动提供给他们的有利机会，进入了精英中学和大学，数量比例远远超过当地的德国人，并获得了相应的好处。正如人们所见，他们的创造性贡献蔚为壮观，因此在许多德国人当中也引起了惊愕、担心和嫉妒，但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说犹太人对德国人的财富或精神福祉构成威胁。事实上，犹太人在政治上从未被很好地组织，作为德国人，他们也没有认为自己适应了新的文化风俗，因此犹太人没有构成任何真正的威胁。

然而，正如上面所提及的，犹太恐惧症首先不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错误的看法、成见和妄想基础上的。由于这个原因，犹太人问题真的是德国人的问题或者麻烦，对这个问题的理解首先要求揭开德国人自身中的这一问题的面具。总之，这不是犹太人的妄想，而是德国人的。这个问题的性质存在于特定的历史发展中，它塑造了德国人对其犹太同胞的看法，正如先前所指出的，主要是长期的犹太恐惧症的基督教传统；塑造了可能归因于浪漫主义运动的明显不同的文化和道德盲点，尤其是19世纪后期极端的民族主义派别；塑造了对生物学种族主义乌托邦的极端痴迷；塑造了无论从个人还是集体角度，德国人都没有能力在人性的、普世的意义上定义他们作为德国人的身份，这个意义就是包容和宽容不同的宗教和民族群体。为了理解大屠杀，还必须另外增加几个德国人的“文化特性”：夸张的秩序感及相应的对权威（集权主义）的服从；过度的对军事及其生活方式（军国主义）的欣赏；对民族优越性的骄傲感及相应的对外国人或“未同化成分”的偏见；植根于以往宗教和哲学传统的对以世界观形式体现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意识形态解释的强烈需求。

解放运动时期的德国人和犹太人

在弗里德里希· 尼科莱名为《塞巴尔都斯· 诺特汉克》（1776）的作品当中——这是一本机智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成长小说，有点模仿伏尔泰的《老实人》——主人公被要求写作一篇爱国主义的论文来论述祖国的光荣，但他不知道他应该写作的祖国是什么。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德国人在其大部分历史中一直在较劲的问题，它涉及德国人没有能力去铸造一个共同的民族身份。事实上，人们可以认为德国历史的主题之一就是寻求民族的统一和认同。在过去五百年的历史当中，德国人忍受了内部宗教和政治的分裂。直到中世纪末，德国依然是一个地理上的措辞，其摇摇欲坠的帝国——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被各种使政治权力掌控在封建诸侯手中的离心力量撕扯得支离破碎，这些诸侯守护着分散化的国家行政管理。与此同时，其他欧洲国家已经朝着集权控制的方向行进。宗教改革运动增强了宗教分裂，这一分裂不仅进一步弱化了一个同质的民族国家的发展，而且在宗教战争中得到了爆发。这场战争留给了这个国家经济上的灾难，并使德国内部分化成1789个独立的公国，使它受到更强大国家的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