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6章 手把手教民主（第3/4页）

对于段祺瑞这样的对待自己，梁启超的失望多于愤怒。

“别人怎么议论我我不管，我近来却发现了自己的一种罪恶，这罪恶的来源在哪里呢？因为我从前始终脱不掉‘贤人政治’的旧观念，始终想凭藉一种固有的旧势力来改良这国家，所以和那些不该共事或不愿共事的人也共过几回事。虽然我自信没有做坏事，但多少总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坏事，我良心上因此无限苦痛，觉得简直是我间接的罪恶。”

梁启超主张的“贤人政治”旧观念，一是指开明专制，即将国家的转变希望寄托依赖于一个“贤明”的威权领袖（如袁世凯和段祺瑞）身上；二是指精英政治，梁启超“改造国会”排挤激进革命势力，就是基于这样一种“精英政治”的理念，在梁启超看来，革命党人是出身底层的“乱暴势力”，而研究系进步党的中层精英才是能担负起国家民主转型重任的精英。

但让梁启超失望的是，他所寄予厚望的威权领袖段祺瑞，竟然会用贿选这样的下三滥手段，击破他的“贤人政治”的梦想。

现在的梁启超，可以说已经对“贤人政治”心灰意冷。

“杨瀚之和段芝泉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段芝泉对民主共和其实并不热心，但杨瀚之不同，湖南自治如果没有他一力支持，是很难变成现实的，很可能一开始便毁在那些审查委员会的人手里。”黄兴说道，“任公其实应该把这个给他看看，对他在闽桂湘赣云贵等省推行‘底层民主建设’是很有帮助的。”

“底层民主建设？”听了黄兴的话，梁启超不由得一愣。

“杨瀚之想要提高国民的民主素质，在民间搞的一种推广实验。他为此还专门弄了一个‘操作教材’出来，任公想必没有看过吧？”黄兴笑了笑，说道，“一会儿任公随我走一趟吧，我给你搞一份看看。你看了以后就能明白，他杨瀚之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了。”

此时，在北京的“中国国家社会民主党”总部，一些年青人正在兴致勃勃地读着同一本书。

“今后民国前途安危若何，则全视民权之发达如何耳。”

“凡有识者，均认为我国国民素质不高，对共和、民主的认识很有限，更谈不到上升为政治信仰。其实我国国民素质不高，恰恰是长期的专制体制所致，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此岂天生而然耶？实异族之专制有以致之也。在满清之世，集会有禁，文字成狱，偶语弃市，是人民之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削夺净尽，至二百六十余年之久。种族不至灭绝亦云幸矣，岂复能期其人心固结、群力发扬耶！”

“开启民智，为诸君子贤达之共识。而开启民智之方法，则所见多有不同。主张‘开明专制’者，认为可依靠一个开明的专制政府，来提升国民的基本素质，当国民基本素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开明专制’的政府则自然消亡。另有相左之观点则认为，专制政府绝不可能主动去承担开启民智的重任。以吾观之，民智之开启，需要依靠社会的力量，国家应该与社会分离，当限制国家的作用，任社会自由发展，避免国家对民智的摧残，才是发展民智的关键。盖人格之淘养，其权不在政治而在社会。”

“何为民国？美国总统林肯有言曰：‘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此之谓民国也。何谓民权？即近来瑞士国所行之制，民有选举官吏之权，民有罢免官吏之权，民有创制法案之权，民有复决法案之权，此之谓四大民权也。必具有此四大民权，方得谓为纯粹之民国也。辛亥所倡‘恢复中华，创立民国’，盖欲以此世界至大至优之民族，而造一世界至进步、至庄严、至富强、至安乐之国家，而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