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机遇与历史眼光：再说邓小平（第3/4页）

近年来“国学热”在全国各地蔓延。这个热潮高举“爱国”大旗，仿佛谁敢对“国学”说半个不字，谁就是卖国胚子。其理论支柱则是所谓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主体性”。

他们对行为艺术的精髓领会颇深，连续不断以各种有趣的表演冲击人们的眼球。

最新的一幕是抨击圣诞节。操刀者躲在幕后，把十位尚在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推上前台，发表一篇题为《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我们对“耶诞节”问题的看法》的声明。这篇逻辑混乱、不堪卒读的文章，尽管也说上几句“我们主张宗教宽容、尊重信仰自由，我们无意排斥‘耶教’”之类的门面话，却同一切狭隘民族主义者一样，以挥舞政治大棒为看家本领。没有必要苛责这些年轻学子，他们的学业尚未完成，即使是在别人起草的取向有误的文章上签名，也不过是小平所说“最大的失误在教育”的侧影。但是，他们认同的那些观点恰恰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要求背道而驰，因此值得认真分析。

这个声明说：“历史和现实还告诉我们，‘耶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泛滥，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化问题和宗教问题，同时也是西洋国家‘软力量’在中国的渗透与扩张……我们认为，有必要从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的角度深刻反思中国的‘耶教’问题。”接着提出五条建议，努力消减圣诞节的影响，核心是：“积极推动儒教的重建与复兴”；“回归传统，承续斯文……重建中国人的信仰体系和意义世界。”

首先应该问一问：怎样的文化状况叫作“安全”？按照声明的意见，把儒学奉为镇国之宝，天下自然太平。可是，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大清帝国的制度建构和意识形态，都是以儒家思想为圭臬的，到头来却只落得山河破碎，哪里有什么安全？

声明说：正常的宗教传播会危及“国家安全”，这是彻头彻尾反对信仰自由的谬论，完全是19世纪顽固分子的心态。文化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19世纪以降，中国社会转型所以一再延误，关键在于夜郎自大，不愿睁开眼睛看世界，不愿吸收世界先进文化，从而不能为改革本国落后的社会制度奠立坚实的知识基础。公民的文化取向和宗教信仰，纯属个人的自由权利，政府和他人都无权干预。说选择外来文化和外来宗教，就会危及“国家安全”和什么“文化安全”，不过是文化专制主义的变态心理。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年轻人，竟然为如此轻率的言论背书，实在令人惋惜。这一现象后面体现的大学通识教育的失败，值得认真检讨。

最蛊惑人心的莫过于高喊：“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重建中国人的生命世界和意义世界。”

在公民的意义世界中，一个无法逾越的前提是：要不要确立公民的自由观念和独立精神？如果不要，人的解放就会落空，中国的现代化也不可能完成。如果要，按照陈寅恪教授的研究，三纲六纪（六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架构。这恰恰与公民个人的自由和独立格格不入。

在公共生活中，文化最大的载体是教育。这里怎样体现“文化主体性”？

科学技术没有国界，在课堂上教授“中国的”数理化等学科，岂非痴人说梦！

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又如何？只要称得上是学术的结论，就必须经得起各国学者反复检验和证伪。即使是研究中国的学问，也没有给民族主义者留下满盘满钵的美食。西方的汉学研究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今天，中国研究更成了许多国家常见的项目。从中国各个时期的历史、思想文化到今日的方方面面，海内外都有许多学者在辛勤探索。任何中国学者只能在和海内外同行自由、平等地交流乃至辩论中显示自己的功力；成果真假、是非和水平高低都不是中国某个“权威”或某个机关可以说了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