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阴见多云（第4/15页）

北方一位“九一八”事变以来坚持抗战的人，却真的在改变。

他是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

宋哲元本来是力主抗战最早的国民党将领之一。“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天，他率领二十九军全体将士通电全国：“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1933年他任第三军团总指挥，指挥喜峰口抗战，更赢得过抗日英雄的美名。

但任何事物都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包括抗战与不抗战。

宋哲元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以前他是冯玉祥部下的五虎将之一，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中是著名的反蒋人物。蒋介石早想借机收拾一下他。

1935年5月，日军挑起第二次“张北事件”，借4名日本军人在察哈尔省由多伦经张北县沿途偷绘地图、到达张北时被中国军队扣留之事，向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此时蒋介石正在布置大渡河会战，准备于金沙江、大渡河一线歼灭长征中的红军，于是全力推行对日妥协政策，使察哈尔省民政厅厅长秦德纯与土肥原签订了所谓《秦土协定》：1.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中国军官；2.停止国民党在察哈尔的一切活动；3.成立察东非武装区，第二十九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4.取缔察哈尔省的排日机关及排日活动；5.撤换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职务。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借此机会向行政院长汪精卫提出撤换宋哲元，调二十九军去江西“剿共”。

6月29日，宋哲元被免去了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的职务。

靠国民党的支持与保护不再可能，宋哲元感到要保住自己在华北的地盘，只有取得日军的谅解。他被免职后，一气之下跑去天津“养病”。

养的自然是心病。天津是日军华北驻屯军的大本营。宋哲元在这里，通过其亲信萧振瀛、陈觉生与日军联络。他们把宋的处境和苦衷转告了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向他表示了合作的愿望并取得了酒井的信任。

就是这个酒井宣称蒋中正必须离职，他现在又出来保证宋哲元必须在位、日军华北驻屯军也不再提将宋部压到黄河以南了。

这真是中国许多旧军人的深刻悲剧。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主义，皆不敌他们个人的切身利益。

与日军的默契不仅保住了宋哲元自己在华北的地盘，而且“丰台事件”后，他乘机把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调到北平，使自己的势力从察哈尔扩展到了平津。

宋哲元联络日军和扩张势力的活动，使蒋介石非常担心。为了防止宋哲元进一步倒向日本，蒋介石采取了一系列拉拢活动。

1935年7月，蒋在庐山召见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表示“中央拟将主持华北责任交由宋明轩军长负责”；以示对宋的信任。7月27日，国民政府向宋哲元、秦德纯及三位师长颁发最高国家荣誉勋章，表彰其抗战功绩；8月28日，宋哲元又被正式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北平政务委员会被撤销。

由此宋哲元实际开始操纵冀、察的军政大权。

宋哲元联络日军，动机原非降日，只是想借以保全自己的地盘，提高自己的地位。他说：“对日本是不说硬话，不做软事，表面亲善，绝不投降；对中央不说反对中央的话，不做蒋介石个人工具的事，随机应变，效忠国家。”

以保个人利益的“随机应变”来效忠民族和国家，本身就十分荒唐可笑。后来的“曲线救国”论与“随机应变”论之所以异曲同工，就是它们都产生于同样的利益心理。国难当头之日，宋哲元想在民族大义与集团私利矛盾冲突的刀尖上，踮着脚尖走钢丝。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土肥原出场了。

土肥原是日军中“华北自治”的鼻祖。1933年在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任上，土肥原就开始策划“华北自治运动”。当时华北山海关、唐山、通州等地的特务机关，全部划归土肥原领导。关东军也就是通过此，把手伸向了华北。在土肥原的策划下，沈阳特务机关先后对阎锡山、韩复榘、宋哲元等人开展拉拢工作，企图使他们脱离国民政府另立自治政权，未收到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