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歌舞小戏（第4/4页）

今人董每戡(1908—1980)说：

……兰陵王的“鬼面”并非系著于口耳者，虽和“套头”有别，却是“假面”连结在胄之前覆的边缘之际的，跟一般的“假面”稍异。“假面”形相以奇丑狰狞为主，凡出于我们常见的脸相以外的怪模怪样，就想象制成“假面”。……还是我们南戏故乡温州的方言最正确，叫作“狞副脸”。（董每戡：《说“假面”》，见《说剧》。）

《兰陵王》的这个“奇丑狰狞”的面具，后来也就被看作是“大面”戏（亦称“代面”戏）的代表。在习惯上，人们称“大面”、“代面”，往往也就是指《兰陵王》。

奇丑狰狞的面目出现在《兰陵王》中，并不仅仅是为了“避刀箭”，（戏曲史家周贻白在《中国戏剧史长编》第一章中就认为这个面具的功用只在于“临阵著之以避刀箭者，不必即为长恭貌美之故”。这种观点只强调了面具出现在战场上的物理功用，而没有看到它出现在演出中的美学功用。）而且还不经意地完成了一项美学使命。它“否定”了长恭真实的相貌之美，“否定”的理由来自于一种与血火刀兵相伴随的历史力量，更来自于人们勇对危难、不避邪恶的自身力量。唐代是这两种力量互渗的灿烂成果，因此已经具备把奇丑狰狞当作欣赏对象的能力。但是，这种欣赏也包含着对于被它遮盖的真实的相貌之美的潜在称赞，结果所谓“否定”也就成了对比。

这种对比，既有象征性，又有戏剧性。美国著名戏剧家尤金·奥尼尔(1888—1953)指出：“面具显然不适用于以纯现实主义术语构思的戏剧”，“面具是人们内心世界的一个象征”；“面具本身就是戏剧性的，它从来就是戏剧性的，并且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进攻性武器。使用得恰到好处，它比任何演员可能作出的面部表情更微妙、更富于想象力、更耐人寻味、更充满戏剧性。那些怀疑它的人尽可以研究一下日本能剧中的面具、中国戏剧中的脸谱或非洲的原始面具！”（尤金·奥尼尔：《关于面具的备忘录》。）奥尼尔所说的与“以纯现实主义术语构思的戏剧”不同而具有象征性和想象力的戏剧方式，是中国戏剧、东方戏剧的重要特征。在《兰陵王》中，我们已可寻得这些特征的早期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