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外部环境（第2/4页）

1941年春，美国国会通过对华租借法案后，美政府遂组成一军事顾问团，于是年11月到达中国，负责装备及训练中国新军。中国陆军中最先获得适量美援者，为驻印军。1942年5月，远征军在缅甸作战失利，部分向印度撤退，8月3日抵达印度东境列多后即行整编，换发美械装备，并由美军设立各种班次予以训练。1944年4月，为扩张缅北攻势初期胜利的战果，国军第十四师及五十师又自云南由美方空运，赴印度苏克瑞丁空军基地，于重获美械装备后，即加入胡康河谷的战斗。计前后在印度换装及训练的主要部队，为五个步兵师、七个战车营及其他特种部队。

国军部队初期因输入的租借装备为数甚少，仅有少数单位能作局部的换装，重型装备尤感缺乏。至1945年春季中印公路及油管铺设完成，驼峰空运量也大为增加，美国租借物资输入的吨位随之提高，方使国军准备反攻的步兵师及若干特种部队得以开始装备。凡受美械装备的部队，均经美方派遣军官，先后在桂林、昆明两地协助训练，迅速提高战力。[14]除了新式武器知识的传授外，美籍教官的工作热忱和五段式教学法（准备、讲解、示范、实施、测验）也使受教者留下深刻的印象。[15]

国军的教育及训练，虽然由于外国的协助而获得直接、间接的利益，但是同时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第一，由于学习对象经常改变，造成装备种类的纷杂，因而不利于教育训练的推动。中国于战前既不能自行大量生产武器，也不能向外国大量购买装备，[16]因此装备极不统一。以时代分，远至千年以前的长矛、大刀，近至欧战后所流行的自动步枪、高射炮，无不兼用并备；以制造地分，武器有日造、德造、法造、奥造、瑞士造、中国造等，可谓集中外古今之大成。[17]抗战爆发后，所需军火除靠自己生产外，尚需自国外大量输入，输入国包括德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和捷克等。[18]因此国军的装备，仍然无法划一自主，而成为世界新旧武器的陈列馆。各种武器装备的来源不一，特性、效能即不一致，教育训练自然大受影响。

第二，各国的战术原则及训练法则，均依其本国国民的素质、预想敌国、预想战场及编制装备等而不同。中国自有特殊的国情与特殊的环境，应有适合于国军特质所需要的战术原则与典范令，方能统一战术思想与训练方式。但是国军由于效法对象经常改变，以致战术思想和训练方式纷繁复杂。如在广东时期，读日本典范令、操俄国操、仿俄国编制；南京时期，中央军校习德式、步兵学校习日式，训练总监颁布部队使用的操典近日式，陆大研究战术，有以战斗纲要为依据者，有以德国军队指挥纲要为依据者。抗战爆发后，仍用日本典范令和教程，又混用俄国和美国的战术和编制。战争末期，驻滇及桂林干部训练班，又全采美式。[19]其他各种教程也多来路不齐，军用名词翻译各异，战前国军使用的日译典范令甚至被出身日本士官的徐复观指为“错得一塌糊涂”。[20]抗战爆发后，各军事学校虽逐渐遵循军训部所颁布的典范令，但是以往军校各期毕业的学生，在校时所学习者各有不同，则在部队所施行的教育，自然也是各异其趣。

1950年元月，革命实践研究院研究员叶锟奉主任蒋介石之命，对“剿共”战术提供意见。关于军事教育部分，叶曾提出以下的意见：

共匪自江西以来，因为兵员缺乏，武器窳劣，谈不上军事科学，故以我国古代的军事哲学为基本思想，讲求奇正虚实，讲求运用变化，寓生活于战斗，寓训练于战场，翻陈出新，千锤百炼，狡诡虞诈，神出鬼没，极尽战争艺术化之能事。故其战术思想是基于军事哲学反复实践而形成统一的一套。我军则以军事科学为军官学校训练的范本，于是学德国、学日本、学苏俄、学美国，东抄西袭，各鸣其是，头脑先入主观，门户各不相下，对外国的军事科学未得皮毛，反将自己的传统的军事哲学抛弃无遗，逐渐变成死的训练、死的指挥、死的战法，而无战术思想可言。[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