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外部环境（第3/4页）

蒋主任在听取上段意见后表示：

叶同志上列的意见，大都正确。不过他说：“我军则以军事科学为军官学校训练的范本”一语，这个“军事科学”一词，为我们军事教育的范本，实在愧不敢当。老实说，我们过去二十余年的军事教育，实在只注意到世界各国军事教育的形式和皮毛，而并未讲究军事科学，更谈不到军事科学化。[22]

以上两段谈话，充分显现了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向外国学习，所造成的依赖性格，及其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三）战乱的影响

抗战时期，各军事教育机构经费短缺，成为普遍现象，使得教育的品质无法提升，唯各单位每多能开源节流，在艰困的环境下勉力维持，实属难能可贵。例如炮兵学校在战前时期，凡由德国购置的新式火炮，均先由该校训练，以致器材集中，人才集中，可谓极盛时期。抗战爆发后，仍将优良装备及优秀人才，编为若干独立炮兵团，以支援作战。校址后由南京迁至贵州都匀，不仅校舍和教育设施简陋，且器材、零件均极缺乏，尤以炮弹缺乏为甚。由于缺乏炮弹，平时教育不敢用实弹射击，而改用内膛枪射击；缺乏骡马，乃于战斗演习时向附近其他单位借用马匹，但是也只能装备山炮兵一营而已，其余野炮兵营在教练时竟用木马、木炮代替。[23]又如机械化学校因教育消耗费（包括燃料、材料、工具等的购置）金额巨大，以致每月经费与实际需要相差甚远，而学校教育则仍然维持平时状况。所能维持者，全赖抗战初期抢购积存的油料补贴。至于教职人员的生活，在抗战初起时尚可勉强维持，至战事延长，物价上涨甚剧，薪饷不能随之调整，人员生活日益困苦。至1940年，生活费用益高，每人薪饷仅能维持个人生活，有眷属的人员均不能安心服务。校方遂利用学校制造工厂多余的机力、人力，为各部队代造机器，借得出品盈余，补助教职人员生活。[24]另一项资料则指出，1941年中央军校第六分校由于物价不断上涨，副食费并未按物价指数增加而调整，因此官生伙食日劣，普遍有营养不良现象，甚至有患夜盲症者。校方会计部门虽向西南军需局陈述，格于规定，无法例外，主任黄杰乃自家乡长沙运来食米二百石，并将个人所有可变卖之物，悉送拍卖行出售，得价以供学校周转之用。[25]学校财政困窘，由此可见一斑。

至于各部队，由于编制相对大，战时每个师的缺额，少则两千名，多则三千名，节余必多，即移用他项经费于教育，也颇为便利。1942年夏，军训部长兼校阅委员会主任委员白崇禧校阅长江以北各部队、学校后，感于部队中教育设备的欠缺，曾报请参谋总长由军政部通令遵照，准动支结余经费三分之一作教育设备，部队的教育训练经费乃更形充裕。如第一军即将其结余经费均尽量用作教育设备及补充骡马，支用金额达一百五十余万元，凡步兵学校及扎佐演习场所有的教育设备，一应俱全。[26]又如第五战区各军训团的设施，即均较战区内的中央军校第八分校健全充实。[27]

军事学校既为干部的养成所，在各种设备方面，以须要使学生超先学习，凡是部队将要装备的武器或器材，应先拨发学校实习，然后再配赋部队。[28]但是抗战后期由外国购入的新武器，军政部应乎前方作战的需要，将此种新武器尽量发给部队，教育机关反未发给。如罗列主持的军校第八分校，机枪是木制的；胡竞先作骑兵学校教育长时，连马枪都没有，所用的是步兵都不用的俄式长枪；骑科学生穿的是短裤，也没有马靴。[29]新式武器，学生在校时未经研习，分发至部队后自然不知使用，部队长官遂对学生每感失望，甚至加以轻视。此种新式武器，干部既不熟知使用方法，士兵无人教导，作战时即不能充分发挥其威力，甚至故障百出，而加速其损坏。[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