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孙袁斗法（第3/5页）

在袁世凯的提议下，陆征祥当上总理，陆征祥曾经担任过外交公使，并非袁世凯的亲信。他当上总理，同盟会那边还能接受。总理确定后，袁世凯开始着手制定《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随后，便开始准备正式选举国家总统。

没想到选举还没有开始，陆征祥就出问题了。陆征祥这个人饱受西方文化浸染，在政府工作中喜欢表现幽默，在他眼里，一个好的领导人首先是幽默的。在西方也许是这样的，但是在当时千疮百孔的中国，时不时的幽默让人感觉很不舒服，觉得这个人毫无担当意识，对民族的创痛根本不放在心上。所以，内阁议员们对陆征祥非常不满。

议员们不准备跟陆征祥合作了，这让陆征祥非常郁闷。袁世凯出面来调停，议员们不买他的账。政府变成了一锅大杂烩，不同政见的人甚至在争吵时大打出手。

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主共和制度感到失望，章太炎和张绍曾甚至请求袁世凯以国家利益为重，不必拘泥于细节，可以从权办事。

后来，议员们弹劾陆征祥失职，陆征祥一气之下，学唐绍仪一走了之。

袁世凯万万没有想到共和制会有这么多的问题，一向自信的袁世凯忽然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袁世凯毕竟是个旧式人物，共和这种新制度让他感到棘手。这期间，袁世凯比过去苍老了许多，他处于一种反思与纠结的状态中。他不知道是共和制度不适合中国，还是自己没有能力治理好这个国家。

此时的袁世凯不再像过去那样犀利果敢，反而显得有些呆滞和笨拙。如果说以前他不断地走上坡路话，现在似乎是在走下坡路。他就像一头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骆驼。

袁世凯终于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民主共和根本不适合中国，至少现在不适合中国。

我们来看看当时中国的情况吧，中央政府相当于国家的大脑，但这个大脑无法有效地指挥手脚。地方政府根本不把中央的政令当回事，各省不但截留税收，而且自行任命官员。此外，整个社会道德崩溃纲常废掉也给国家带来了极大的隐患，当时也像现在一样，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中的违法乱纪事情也非常多。

道德崩溃后，年轻人更加迷惘，一迷惘就无法无天。很多年轻人加入同盟会等组织，他们其实是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并不是为了什么信仰加入社团。社会上报纸越来越多，但是农民却越来越少，土地日渐荒芜，民生处于凋敝的边缘。

知识分子以前靠科举吃饭，共和制度取消科举制后，他们一肚子牢骚，全变成了愤世嫉俗的卢梭。人人都急切地盼望社会改变，所以大家习惯于喊口号，以为只要口号喊得够响，日子就会很快好起来。

袁世凯有一个英国顾问叫莫理循，他这样描写当时中国的时局：“至于中国，事情并未好转，很少或全无成就。这里看不见有作为的政治家气魄，没有始终如一的目标。要做的事情很多，但他们却把精力用在无休无止的争吵和规章法令上，改革也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莫理循的话是有道理的，袁世凯想通过共和制度强国，事实证明不可能。

宋教仁之死

1912年8月，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促进会正式合并为国民党，孙中山担任国民党的理事长，宋教仁和黄兴等人担任理事。

在国民党中，宋教仁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担任国民党理事时才三十一岁。宋教仁最大的梦想就是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像西方那样的民主国家，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演讲天赋，组织政党内阁。在国民党内部，宋教仁对孙中山几乎形成了功高震主之势。正是在宋教仁的一手努力下，国民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中才占据近一半的席位，形成了一党独大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