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兵家之李鸿章（下）（第3/5页）

二十八日那天，潘鼎新在海州上庄和敌人决一死战，击毙了很多剽悍的捻军。十一月十二日的时候，刘铭传、唐仁廉等人在潍县、寿光侧面包抄敌军整整一天，敌人军心动摇，来投降的越来越多。此后郭松林、杨鼎勋、潘鼎新每场战斗都取得了胜利。到了二十九日的时候，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这些人，偷偷追了七十里路，追到了寿光弥河那边，开始与敌军交战。大战了十几个回合，又往前追了四十几里路，斩除俘获一共大概三万人，捻军精良的武器装备、骡马等一股脑儿全丢下了。李鸿章在上奏的折子里，说了“战士们回到军营后，我亲自前去看望安慰他们，他们看上去都饥饿疲惫，劳累过度，脸上没有血色”这样的话。赖汶洸在弥河那场战斗中失败后，掉进了河里，但是没有死，又再次集结了几千名骑兵，冲出了六塘河的防线。黄翼升、刘秉璋、李昭庆等人率领水军、步兵和骑兵跟在后边穷追猛打，赖汶洸的队伍只剩下几百人，被他们逼到了高室水乡。李鸿章先前派出的统率华字营的淮军勇士吴毓兰，正好在扬州的运河阻拦防守。各支部队合力，前面拦截，后面追击。十二月十一日，吴毓兰活捉了赖汶洸，东捻军就全部被解决了，鲁、苏、皖、豫、鄂五个省份的乱军都被肃清了。

李鸿章把胜利的消息上奏朝廷后，又附带陈述了他的这些军队围剿捻军以来，驰骋追逐敌人走了很多省份，辗转战斗了很多年，每天要行军一百里，还必须忍受饥饿、忍耐寒冷，还要忍受别人的谗言、别人的讥讽，经历了很多人生从未有过的苦困的境地。刘铭传、刘秉璋、周盛波、潘鼎新、郭松林、杨鼎勋等人多次申请离职，李鸿章请求朝廷允许他们稍微休整一阵子，不要把他们再调到远处服役；并以积劳成疾的理由为刘铭传代请假三个月。从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正月开始，张宗禹率领的西捻军大部队突然从山西渡黄河向北，逼近北京城下，震惊北京。初七、初八，朝廷屡次命令刘铭传和善庆等步兵、骑兵营迅速奔赴河北剿灭西捻军。李鸿章因为刘铭传因病还在休假，不忍心立刻把他调过来，于是就率领周盛波的盛传马步十一营、潘鼎新的鼎字军全部，以及善庆、温徳克勒的骑兵部队，陆陆续续地向下一站进发，从东阿渡过黄河，命令郭松林、杨鼎勋整顿大部队，之后再跟着一起前进。

与西捻的这场战役，跟东捻那场战役相比有更困难的地方，一个原因是黄河的北边都是平原，没有高大的山脉和宽阔的河流限制阻碍敌军。张宗禹非常狡猾，了解官兵，他流窜骚扰北方的平原地区，抢了很多马匹，忽来忽去，飘忽不定，瞬间就能出现在百里之外。政府想要设置一些土围子来困住他们，但是地势不合适，而且他们有了任柱、赖汶洸的前车之鉴，一见到政府要设立障碍围捕他们，就立刻拼尽全力冲出去，不给政府官兵留任何机会修筑工事，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第二就是淮军的所有人都是南方人，渡河来到北方，习惯和这边不一样，风气和习俗跟北方人差别很大，南方人的性情、口音和北方人都不一样，而且吃米的饮食习惯也跟北方不一样，马队少，喂马吃的麸料还短缺，这是第二个大的困难。于是李鸿章开始使用坚壁清野的办法，认为“前边的任柱、赖汶洸这些贼寇，在中原的好多省份流窜，害怕墟寨超过害怕政府官兵。河南的东边、安徽的北边，民风强悍，被捻军迫害的时间已经很长了，所以逐渐修筑墟寨，因此捻军到了那边也是经过一下就走掉，不能长久停留。近些年来湖北、陕西被骚扰得最厉害，因为那里一向没有墟寨，现在开始筹划修筑来不及了，捻军才得以在那里盘桓，贪婪地掠夺，使得他们的气势越来越嚣张。直隶、山西两个地方从来没有土匪的祸患，民风淳朴怯懦，不知道修筑墟寨防守。张总愚本来就极其狡猾，又是出身于穷困的盗贼，南边有黄河阻挡，他便在黄河以北到处横行，他到过的地方，百姓都惨遭蹂躏，受到很大的惊吓，这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实在是可悲可叹的事情。（中间省略）自古以来带兵打仗，一定要进行双方各方面实力的对比。捻军不一定比政府官兵强大，但是他们马匹多，而我们马匹少，自然他们就有我们赶不上的优势；他们可以随处任意掠夺粮食，我们只能在当地购买粮食，贼寇经常可以吃饱，但是政府官兵常常是要挨饿的，这方面我们又比他们差。今天想要断绝贼寇的粮食来源、马的来源，只能是苦口婆心地规劝，严肃地告诉河北的乡绅和村民抓紧时间修筑坚固的墟寨，一听到有什么风吹草动和危险信号，就把粮食、牲畜等藏起来，既可以保护自己的家，又能把反贼置于绝境”等等。西捻的平定，确实有赖于这条政策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