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基督教会治理机构的发展（第3/5页）

最初破坏长老之间平等地位的有关因素，同样也使主教获得特别显赫的地位，从而产生教会最高管辖权。每当主教在春秋两季参加行省宗教会议时，每个人在才能和声望方面的差别，与会成员无不了然于心。广大会众常为少数人的智能和辩才所控制，但是为使公共会议顺利进行，总要有人具有正常而不招人忌恨的才德。各行省宗教会议永久主席的职位通常由该行省省城的主教担任。但是那些野心勃勃、很快获得总主教和首席主教头衔的高级教士，像同辈主教弟兄篡夺凌驾于长老团之上的权威一样，全在暗中准备。没有多久，一场为了争夺最高权势的斗争便在总主教之间展开。他们每个人尽力用最夸张的语言，陈述自己所管辖城市的尘世荣誉和优点，教区基督徒的数量和富裕程度，产生多少圣徒和殉教者，以及如何保存了使徒和使徒的门徒传下来的基督教信仰的传统。[336]

无论从政治还是宗教的角度来看，可以预见罗马必会受到各行省的尊重，很快就会使各行省臣服。帝国首都的教徒团体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罗马教会是西部最古老的教会，规模最大而且人数最多。许多其他的基督教组织，都是经由罗马教会传教士虔诚的努力而建立起来的。安条克、以弗所和科林斯，因有一个使徒作为奠基人而备感荣耀，台伯河两岸却有两位最杰出的使徒在此传道和殉教。[337]罗马主教很谨慎地要求继承圣彼得本人和职位所享有的一切特权，[338]意大利和各行省的主教，愿意承认他在基督教贵族政治中具有排序和联合上的首席地位。不过专制君王的权力因被人厌恶而受到抵制，就像雄心万丈的罗马守护神，从亚洲和非洲各民族身上体会到对精神统治的抵抗，这甚至比抵抗世俗统治更为激烈。爱国的西普里安用绝对权威统治迦太基教会和行省宗教会议，坚决而有效地反对罗马教皇的野心。他运用手段把自己的企图和东方主教的利益联结，且像汉尼拔一样，在亚洲寻找新同盟。若说这场布匿战争没有血流成河，并不是斗争双方的高级教士态度温和，而是由于他们没有作战的能力，仅有的武器是互相辱骂和开除教籍，在整个争论的过程中，配合愤怒和吶喊，拼命向对方叫嚣。每当现代的正统天主教徒不得不把那些宗教斗士进行争论的细节(他们的情绪是如此激烈，似乎只有在元老院和军营中才有可能出现)与一个教皇、圣徒以及殉教者相联系起来时，总会感到十分苦恼。

教会权威的发展使“僧俗”间产生重大差别，就此点而言，当时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根本无法理解。“俗人”这名称包括全体基督教人民，“僧人”专指被特别选中从事宗教活动的人员。正是这一类值得赞美的人，构成现代历史最重要的主题，但不一定总是最有启示意义。僧俗之间相互的敌对情绪，有时会破坏新生教会的安宁。但是整体的热情和活动却会在共同的事业中联合起来，对权力的爱好(经过最巧妙的伪装)会进入主教和殉教者的心胸，驱策他们增多教民的人数，扩大基督教帝国的疆界。他们没有世俗的力量，很长一段时间受到当局的制裁和压迫而不是帮助。然而他们却早已得到两种治理武器，并在自己的社团内部有效加以运用，那就是恩赐和惩罚，前者来自虔诚信徒的慷慨捐献，后者则出自信仰所产生的敬畏。

(三)教会财务的管理和运用

受到柏拉图衷心赏识的[339]，存在于严谨的艾塞尼教派[340]之中的共产制度，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曾被原始教会采用。最早一批信徒在宗教狂热的促使下，卖掉自己深感厌恶的世俗财产，把获得的价款呈献在使徒脚下，然后大家平均分配。随着基督教的进步，这种慷慨捐赠的制度无法维持而遭到废除。因为当财富落到不像使徒那么纯洁的人员手里，他们人性中的自私成分复苏，财富不仅遭到滥用，也破坏了道德和纪律。因而后来改信的教徒准许保有世袭财产，可以接受遗产和遗赠，通过合法的贸易和生产，扩大各人独有财产的数额。传播福音的执事只接受适当的部分钱财，并不要求全部捐献。在每周或每月的集会上，每个信徒根据需要的迫切性、财产的多少和虔敬的程度，自愿适当捐助以充实公共基金之用，奉献数量不论如何微薄，都不会被拒绝。根据大家经常受到的教诲，知道摩西律法中有关什一税的条款，仍是每个人的神圣义务。此外，既然在一种不很完美的纪律要求之下，所有的犹太人都奉命交出财产的十分之一，那么基督的门徒就应该使自己显得更加慷慨，[341]并通过放弃很快必将随世界毁灭的多余财富，以立下莫大的功德。[342]一般而言，每个教会的收入多少没有定准，随着教徒的贫富状况而有很大差异。同时教徒在偏僻的乡村相当分散，在帝国的大城市又非常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