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基督教会治理机构的发展（第4/5页）

德西乌斯皇帝在位时，行政官员认为罗马的基督徒拥有极为可观的财富，这一点从宗教仪式中使用的金银器皿可以得知。许多新加入的教徒，为增加教派共有的财富，卖掉自己的土地和房屋，完全置子女的利益于不顾；父母成为圣徒，子女却常变成乞丐。[343]对于局外或敌对人士的揣测之词，本不应完全信以为真，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从下述提出具体数字或表示明确概念的两个情况来看，揣测之词相当可靠。就在同一个时期，迦太基主教忽然发起募捐，赎回被沙漠地带蛮族俘虏的努米底亚弟兄，竟然能从远不如罗马教会富足的社团募到10万塞斯退斯(大约850英镑)。在德西乌斯时代之前的100年，罗马教会有一次从希望在首都定居的本都人手中获得一笔逾20万塞斯退斯的巨额捐款。这些奉献大部分都是现金；当时的基督教社团既不愿接受，也无力承受一定份额地产的拖累。当时有若干法令涉及不准转让的规定，任何团体未经皇帝或元老院特许和敕令，禁止擅自接受不动产的捐献或遗赠。对于最初受到皇帝和元老院的蔑视，后来又成为畏惧和嫉妒对象的一个教派，是不会轻易给予其特准的恩典的。不过据记载，亚历山大·塞维鲁当政时出现一件事，指出这种限制有时并不发生作用。通过钻法律漏洞加以规避，基督教可以在罗马境内占有土地。[344]随着基督教的发展和帝国日益增加的政治混乱，这类严格的法律在执行时渐趋松弛。到公元3世纪结束之前，许多数量可观的地产，都赠予罗马、米兰、迦太基、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以及意大利各行省大城市极为富裕的教会。

主教是教会理所应当的管理人，公共钱财全交给他一人负责，既无账目也无人监督。长老的职责只限于教务活动，一些执事更无实权，只是专门雇来管理和分发教会平日的进项。如果我们相信西普里安激烈的言辞，不知道他的阿非利加兄弟之中，有多少人在执行职务时，不仅犯下福音教规每一条戒律，而且更违背了一切道德原则。这些不忠实的管理人，有的把大量教会财富用来获得肉体上的享乐，有的用来牟取私利，或任意盗用，或拿来放高利贷。但是，只要教民的捐献还是出于自愿，没有受到任何强制，就不能随意滥用奉献者的信任。运用慷慨捐献的钱财时，教会应表明自己是一个具有公信力的团体。有一部分款项专供维持主教和教士的生活，拨出足够的经费用于公众礼拜仪式，这种仪式中最令人感到愉快的部分称作“阿嘉庇”的“爱之宴”。此外全部余款都属贫民所有的神圣财产，由主教考虑后决定，按一定比例用以维持本区的孤儿寡母、老弱病残的生活，接济外来游子和朝圣者，以及援助囚徒和被俘人员，特别是忠于传教事业而遭受苦难的不幸人士。一种慷慨互通有无的做法，能把最遥远的行省也相互连接起来。规模较小的教会愉快地接受比较富裕兄弟的捐献，这种制度的目的在解救人们的苦难，而不是奖励那些为教会建立功勋的教徒，对基督教的发展产生很大的促进作用。异教徒虽然嘲笑新教派的这项原则，但从人道主义思想出发，也承认其确能发挥仁德之风。[345]眼前可以得到救济，将来还可以得到保护，许多即将沦入贫病和衰老之中的不幸，在尘世受到忽视，就会投入教会温暖的怀抱。我们相信照当时盛行的不人道做法，常有许多婴孩被父母遗弃，他们被虔诚的基督徒救出，免于死亡，再依靠公共积累的资金，使他们接受洗礼、得到教育，维持生计。

(四)教会处理赎罪问题的原则

一切社团，对于拒不遵守或违犯经大家确认的规章制度的成员，都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力，可以将他们排除在社团组织应享有的福利之外。基督教会主要对一些重要的罪犯行使此权力，特别是那些犯有谋杀、诈欺或淫乱罪的人；那些宣扬已被主教团斥为异端邪说的始作俑者及其追随者；还有那些受洗之后，不论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仍旧进行偶像崇拜活动，玷污自身圣洁的不幸人士。开除教籍将会产生世俗和宗教两种性质的后果，凡受到这种处分的基督徒，无权参与信徒的宗教活动，原来的教友关系和私人情谊都将全部断绝。他们也会因为不敬神灵，而使自身变成原先崇敬自己或曾经喜爱自己的人所厌恶的对象。而且，被正统宗教团体开除会籍这一事，就足以在品格上留下可耻污点。所以一般人即使不是避若蛇蝎，起码也都怀有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