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战（第6/17页）

她笑了笑。“私藏水烟是违反学生行为规范的，”她说，“那算‘吸毒用具’。”

“很显然，”我说，“我不遵守学生行为规范。”

水烟点好了。我连抽几口，把烟在肺里憋了一会儿才吐出来。一种清甜、柔和的味道和质感，让人松弛。

我告诉她：“你知道，严格来讲我没看见他死去。我只是感觉到了。”她一言不发，只是看着我。于是我把烟管递过去，她抽了一口。

“甜的。”她说，烟和她的话一同飘过来。她又抽了一口，一缕烟雾悠悠在她唇间漾开。然后她把烟管背向我们放下。

我不知道如何开头，这很少见。我曾讲过这个故事。大多是在酒吧里，重点都放在最关键的那一刻，死亡。但那不过是数十万起死亡中的一例。它只对于极少数人有意义。我。那孩子的家人。或许，我想，还有扎拉。

我需要从头讲起。按照军中的习惯，我从地理方位开始。我向她介绍了“东曼哈顿”——费卢杰市内位于10号高速以北的区域。几周前，4团3营已经搜遍了整个街区，从一个屋顶跳到另一个屋顶，对房屋逐一排查。与此同时，数千平民逃离城市，零散的抵抗组织试图策划一些行动。复活节星期日爆发了大规模冲突。每个人都认为那个复活节是个大日子，甚至也包括我。二〇〇四年，自我记事以来是美国复活节与科普特复活节第三次落在同一天，而在这天我看着一座城市被炸毁。

但随后战斗被叫停，4团3营转而固守民房，集中狙击叛军。每四栋房子里就有一支狙击队。在围城初期，他们每天都杀死十多个人。

我试图把城市的气氛也传递给扎拉——不仅仅是尘土、热浪和恐怖，还有兴奋。每个人都明白大战将至，问题只是何时开始、死伤几何。

“每天晚上，”我说，“那些人都会在喇叭里广播。‘美国把以色列的犹太人带来窃取伊拉克的财富和石油。帮助勇士们吧。不要畏惧死亡。’”

作为心理战特种兵，我告诉她，我们的部分职责是反击那些口号。至少扰乱叛军使其感到畏惧。号召和平多半是徒劳的，但宣称“逆我者亡”却可能让一些人冷静下来。

我告诉她我们在悍马军用车上绑了扩音器，以便扩大我方的宣传范围。我们散布威胁和承诺，还公布了一个电话号码让当地人报告叛军动向。总有人向我们开枪。我没告诉她那种感觉——躲在车里，遭到枪击时只能用声音还击；愤怒、无助，生命全掌握在护卫的步兵手里。我只是告诉她我讨厌那些行动。

我目睹有人死亡的那天早晨，我们再次携扩音器出行，在4团3营占领的一栋楼后待命。抵达时我们才发现扩音器坏了。我的长官埃尔南德斯中士想尽办法调试它们。

枪声响起时——那是陆战队机枪分队240G的低沉开火声——我正站在楼内的一条走廊里。我循声望去，看见走廊对面开枪的陆战队员。他们散在我面前的房间里，藏在靠里的阴影中，枪口隐蔽地穿过破碎的窗户。他们看上去那么镇定。被枪杀的人大概永远不会知道陆战队在这里。我没听到任何还击的AK步枪声。

“枪声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开口道——不过听上去过于硬汉。我想表现得真诚些，于是说：“事实上，我被吓坏了，枪声近在耳边，却什么也看不见，除了那些士兵。”

我记得听见那个房间的另一侧走廊传来一个声音说“撤吧”，接着一名瘦削的黑人军士作出回应。他佩下士肩章，嘴里的一大团烟草让他的脸变了形。

“好的，”他说，“他铁定没救了。”

实际端着机枪的是一名矮小敦实的士兵，他不住地说：“我打中他了，我打中他了。”似乎他自己也不敢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