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3/7页）

斯巴达人此时并没有受到直接威胁，不能指望从战争中获得什么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且也没有受到任何直接的伤害和挑衅。那么，他们为什么决定打一场可能会非常漫长而艰难的战争，并且面对的是一个有着独特优势的强大敌人？正常情况下非常保守、主张和平的斯巴达多数派（在谨慎而德高望重的阿希达穆斯二世的领导下）被什么打败了？修昔底德相信，斯巴达人投票选择战争，不是因为他们被盟邦的论点说服了，“而是因为他们担心雅典人会变得更加强大，因为他们看到，希腊的大部分已经落在了雅典人手里”（1.88）。他对战争起因的一般解释是：“我认为，战争真正的起因——不过很少被人提及——是雅典人实力的壮大，这让斯巴达人心生恐惧，迫使他们选择战争。”（1.23.6）

但事实上，雅典的实力在签订和约与西波塔战役之间的十几年里并没有增长，而且雅典的外交政策也不是侵略性的。即便是科林斯人，也早在前440年就承认这一点。雅典实力唯一的增长是前433年与克基拉的结盟，而且这次结盟也是为了对付科林斯的行动，况且科林斯是不顾斯巴达的反对而悍然行动的。证据很明显，雅典人在此事件中的表现并非心甘情愿，而且是防御性的，目标仅仅是阻止科林斯人极大地改变国际力量平衡。

但在危机中，人们会因为害怕未来的威胁而受到影响。斯巴达人也是这样，他们看到“雅典人的力量开始彰显出来，并影响斯巴达的盟邦”，大为震惊。“然后这种局势变得难以忍受了，斯巴达人决定必须尽其所能，无比坚定地消灭雅典人的力量，打响这场战争。”（1.118.2）修昔底德解释战争起因的上述三个版本全都支持他对主宰国际关系的根本动机——恐惧、荣耀和利益——的分析。斯巴达人最深层次的利益要求他们维护伯罗奔尼撒联盟的完整，以及他们对联盟的领导权。他们担心，雅典人的实力和影响越来越强，会继续骚扰斯巴达的盟邦，最终导致这些盟邦放弃斯巴达联盟、开始全力自卫，于是联盟就瓦解了，斯巴达的霸权也就垮台了。斯巴达人的荣耀和自我认识不仅取决于盟邦对其领导地位的认可，还依赖于他们独特政体的维持，而这个政体的安全则依靠上述因素，即恐惧、荣耀和利益。斯巴达人创建联盟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因此，为了维护这个同盟，他们愿意冒战争的巨大风险。要这么做，就意味着维护盟邦的利益，即便这些利益威胁到斯巴达人自己的安全。这并非历史上最后一次出现这种局面：一个联盟的领袖被势力较小的盟邦牵制，不得不去采纳自己原本不会采纳的政策。

根据公民大会的决定，斯巴达监察官要求召开斯巴达联盟会议，对战争问题做正式投票。直到8月，各盟邦才聚集起来，而且也不是全都来开会了；我们估计那些没有前来开会的盟邦并不赞成此次会议的目标。在到会的盟邦中，大多数（但不是绝对多数，这与修昔底德记载的斯巴达公民大会上的情况不同）盟邦支持战争。因此，不是所有盟邦都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不是所有人都相信这场战争师出有名，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这场战争会很轻松或者必胜无疑，也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这场战争是必须的。

斯巴达人及其盟邦完全可以立刻发动入侵，在向波提狄亚人许诺仅仅几个月后就兑现诺言。这样的入侵准备起来很简单，只需要几周时间，而且9月和10月的天气也有利于作战；如果雅典人不肯迎战，也可以破坏他们的财产。虽然雅典的粮食早已收割完毕，但还有足够时间去破坏雅典城墙外的葡萄园、橄榄园和农庄。如果雅典人像斯巴达人预计的那样渴望交战，那么在9月入侵阿提卡就是非常有诱惑力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