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回忆内战（第7/11页）

当时的罗马人对这些重大问题的回答，得出了一些生动但又令人不安的教训，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这些教训被不断地重复和学习。内战并非单独发生的，而是集体出现的。内战留下的创伤是无法愈合的，因为后世要求复仇并产生分歧，这些首先会分裂罗马城，然后就是包括地中海及其他地区的整个罗马帝国。塔西佗在描述公元1世纪的动乱时，开头写道：“我所谈到的历史充满了灾难，有可怕的斗争，因叛乱而分裂，甚至是在和平时期都充斥着野蛮的行径。先后有4个皇帝死于刀剑之下；发生了3次内战，对外战争则更多，而两者往往是同时发生的。”[32]因此，虽然内战的目的是控制城市，但要与对外战争相区分并不容易，内战的影响波及整个罗马世界，后来又吸引了来自整个帝国的参与者。

罗马公民权的授予范围越广，内战的范围也就越广。弗罗鲁斯认为：“恺撒和庞培的暴力，犹如洪水和烈火，在整个罗马城蔓延，波及意大利、各个部落、各个种族，最后是整个帝国，以至于不能肯定地将之称为内战，甚至也不是一个同盟者战争或对外战争，不过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包含上述所有性质的战争——甚至比战争更糟糕。”[33]弗罗鲁斯在这里与卢坎《内战记》的开篇相呼应，对于罗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焦虑，他给出了经典的总结：

在横跨厄玛提亚平原的所有战争中，它比内战更恶劣，

我们为犯罪的合法性而歌颂，而这个强大的民族

手执胜利之剑刺向自己，

手足兵戎相见，而暴政的契约一旦被打破，

因普遍的罪行，

与动荡世界的所有力量发生的冲突，

充满敌意的规则与标准规则相抗衡，

战鹰对抗和标枪飞掷。

啊，公民们，这是多么的疯狂啊！[34]

如果说恺撒和庞培之间的战争“比内战更恶劣”，那是因为这是发生在两个联姻的人之间的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是家族战争（“手足兵戎相见”），而不仅仅是公民之间的战争。[35]这场战争的结果与之后历史中的一句话产生了共鸣：1643年，英国议会的上将威廉·沃勒爵士（Sir William Waller）在形容英格兰共和国的动乱时说道，这是“没有敌人的战争”。作为家族和同胞之间的冲突，这场战争充满了痛苦，因为它是为政治权力而战，并有权力定义共和国的成员。[36]从这方面理解，作为对价值观的一种考验，内战是必要的、自然的斗争，它既可怕又无法避免。

内战确实是战争，就像第一场被认定为内战的战争一样，即苏拉之战，它有全套的旗帜和武器，并伴随着隆隆的鼓声和悠长的号角。随后内战吞噬了整个罗马和地中海地区：公元前48年，这场战争的决定性战役法萨罗之战（Battle of Pharsalus）发生在位于希腊北部的厄玛提亚平原，因而卢坎的史诗由此衍生出另一个名字：《法沙利亚》（Pharsalia）。如果地理上的边界缺乏固定性，那么概念上的边界则更加易变。西塞罗以及其他人试图分辨的不同战争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看起来就像是因为努力而使得从其他形式的冲突中区分出内战变得更困难。就像一些不可动摇的自然力量一样，内战不再遵从共和国的边界，从广度上说，它显示出具有世界性的潜力，因此变得更具破坏性。正是这种特征，使得对内战的理解变得如此迫切，也让人们很难去描述和定义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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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历史上所有的内战史学家都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是，从何时开始他们的叙述。即使是关于恺撒的历史，也并非从越过卢比孔河开始的；其他诗人和历史学家则进一步寻找共和国内部问题的根源。解释内战反复发生为何如此困难，贺拉斯写给波利奥的诗正好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他提到了“执政官梅特路斯”，然而，大约从公元前140年到公元前60年期间就有11位执政官名叫梅特路斯。根据大多数罗马历史学家的说法，贺拉斯可能指的是公元前60年在任的那位梅特路斯，也就是恺撒、庞培和克拉苏首次结成联盟的那一年。然而，他所指的也可能是另一个梅特路斯，即公元前123年的执政官。这一年，盖约·格拉古当选保民官，两年后他被谋杀，他的首级被一群愤怒的暴徒斩下。那么，如果贺拉斯所提到的是第一个梅特路斯，则说明波利奥的历史仅比恺撒越过卢比孔河早20年。但是，如果他是指第二个，那就表明在看待分裂罗马和让公民陷入互相争斗的这些问题上，波利奥更具远见卓识。[37]整个罗马民族的历史都有可能因这种的选择而被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