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回忆内战（第8/11页）

对内战进行短期的阐述可能会得出内战是偶然的，不太可能会反复出现。长远地看待内战，则会将冲突放入整个罗马历史中，去探寻内战的深层原因，甚至是从道德罪责方面寻找导致破坏性暴乱的原因。有些人认为，在罗马建城之初，罗慕路斯谋杀了他自己的兄弟，当时问题就已经涌现，就像奥古斯丁所说的那样，“整个城市都犯下了罪行，但是都被忽视了”。[38]公元前39年，后三头同盟带来了短暂而不安的和平时期，而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30年代末，贺拉斯向他的罗马同胞们问道，为什么想要拔出刚刚入鞘的剑？又为何会如此疯狂，不是因为征服其他民族——比如迦太基人和不列颠人而流血牺牲，却宁愿选择亲手毁灭自己的民族？可能只有一种解释——这座城市被杀害兄弟的原罪诅咒了：

为什么要疯狂地加入一场邪恶的战争？

你的剑已入鞘，

现在又为何要将它们拔出？

……是残酷的命运驱使着

罗马人，当雷穆斯的无辜鲜血

流淌在大地，

残杀兄弟的罪行——是对后代的诅咒，甚至包括尚未出生的后人。[39]

在贺拉斯写这首诗之时，罗马已经历了两代人的内战。罗慕路斯谋杀了他的兄弟，这被用来讽喻平民和贵族之间的政治和社会分裂：“他们之间可能存在永久的冲突。”[40]于是又回溯到了罗马内部斗争的起源——“平民与贵族的斗争”，格拉古兄弟时期的分裂和内战。这本血腥的家谱给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一年多后，贺拉斯另一首诗确认了这点。这首诗是在哀叹后三头同盟与庞培的儿子塞克斯都·庞培（Sextus Pompey）之间的分裂：“被内战折磨的第二代/罗马正在衰落，被强权摧毁。”“（似乎）这座城市，还有我们这失去教义的一代，注定要被再次毁灭。” [41]贺拉斯继续说道，想要躲开罗马的原始诅咒，唯一的方法就是避开罗马本身。事实上，逃避，而不是遗忘，可能是内战诅咒的唯一补救办法。

但是，如果说在罗马早期历史中，罗马内部冲突的根源并未如此根深蒂固呢？撒路斯提乌斯在叙述公元前63—前62年的喀提林阴谋时，他还将这座城市巨大命运转变的原因归于道德上的衰败，这是罗马发展所产生的一种意想不到的后果。公元前146年，罗马打败了迦太基之后，随即出现了腐败。撒路斯提乌斯认为，在此之前也有“公民与公民之间的斗争”，但他们只为美德与荣誉而战。在布匿战争胜利之后，贪婪和野心使“命运变得残酷，一切变得混乱”。苏拉之所以能够征服罗马是因为他在亚洲战争中获得了大量战利品，用来收买士兵，取得他们衷心。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内战和腐败是齐头并进的，削弱了罗马的道德力量，直到喀提林试图追随苏拉的脚步，在那些“渴望内战”的堕落士兵帮助下，企图推翻共和国。[42]在撒路斯提乌斯其他著作中，他重申了这一说法；罗马最早的纷争源于人性的缺陷以及人们对自由、荣耀和权力的渴望，但是直到迦太基沦陷之后，内乱的罪恶才盛行，平民和贵族之间开始公开发生冲突：“这种方式很明显是为了挑战更多对手，（而）随后出现了许多骚乱、叛乱，最后是内战。”[43]

大多数罗马历史学家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到了社会冲突的源头，即公元前2世纪[1]提比略·格拉古和盖约·格拉古两兄弟的改革。格拉古兄弟将罗马政治团体分为“贵族”和“平民”两个党派[44]，显然是受到他们的导师——来自库迈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布洛修斯（Blossius）的影响，结果是这两位罗马学生发现，这种划分为这座城市走向内战打下了致命的基础。西塞罗、维莱里乌斯·帕特尔库路斯（Velleius Paterculus）、阿庇安以及弗罗鲁斯均认为公元前133年提比略·格拉古被谋杀是罗马的第一次致命分裂。瓦尔罗则认为公元前121年弟弟盖约·格拉古的死才是关键，并说道：盖约“将公民分裂为两派，这是内乱的起源”。（公元前44年）塔西佗在《历史》中写道，这两位保民官所面临的问题是“内战的审判”。[45]正如西塞罗所指出的，那些支持贵族的人（贵族派）和那些支持平民的人（平民派）之间的分化，为罗马共和国撒下了背叛与不和的种子。[46]当然，这些解释并不矛盾；将它们串联起来，可以讲述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鼓舞着后来的历史学家，例如奥古斯丁，对罗马的致命缺陷做出自己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