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孤儿院（第4/11页）

给狗画了绿乳头的小男孩叫伊沃，他一言不发地站到磅秤上，看到压舌板就乖乖地张大嘴巴，微微侧过脑袋让我们测耳温，我们让他深呼吸时他就照做。他不想知道听诊器是干什么用的。佐拉一向和孩子们处得很好，尽管她坚称自己不想生孩子，她戴着手套在他头发里翻查时对那孩子说，虱子就像战士，很擅长安营扎寨，那孩子却毫无反应，头上也没找到虱子。当我割掉玻璃小药瓶的盖子、用针头抽取药液时，伊沃稍微有点好奇地看着我。我用酒精棉花擦了擦他的胳膊，再把针头扎进去，他看着针尖在手臂上压出一个浅浅的圆坑，丝毫没有退缩，等我在另一条手臂上扎针时，他索性看也不看了，只是坐在绿色塑料椅子里，双手安放在膝头，目不转睛地瞪着我。我们带了特别定购的儿童邦迪，印着海豚图案，或是穿着黄色紧身衣的山寨蜘蛛侠，我问他想要哪一种，他又耸耸肩，我就一样给了一片，可以让两条手臂不一样，其实再给几片也无所谓。但我有一种恐怖的想法：所有孩子都会像他这样不痛不痒，早已练出无动于衷的表情，不像普通人家的小孩撒娇使性子。所以，当下一个孩子踢我小腿时，我总算放心了。

一个小孩痛得哭，六个小孩跟着哭，这种哭声有惊人的可怕的传染力，并被修道院长廊的传音效果扩增到了极致，眨眼工夫，整个修道院里都是恐惧和怨恨的哭声，我们连下一个孩子都还没摸到呢。当然，我们早就预料到他们有这种能耐了：打针就意味着生死搏斗，兔子急了还会咬人呢。那些僧侣在前面半小时里一直胆战心惊地站在一旁，后来，终于忍不住来支援我们了，他们帮我们摁住死命挣扎的小胳膊小腿儿，告诉他们不听话会受罚，听话的小孩有糖吃。有些孩子受到更多糖果的蛊惑，来来去去都没闹。但是，大部分糖果早就分掉了，我们犯了一个策略性的大错：眼下，能让我们顺利操作的唯一筹码就是糖果，我们却眼睁睁看着它们一颗一颗、一袋一袋地消失了，说不定下一秒就只剩一两颗了，我们简直要丧失信心了。

下午两点，住在伊万家的少妇出现了。我抬头看到她在门口徘徊，也不知道她那样子站在外面多久了。为了走进教堂，她用一块披巾裹住肩和头以示敬意，背上的小女儿倚着她肩头在睡觉。我示意她进屋来，她却转身走进院子了。等我把手头的孩子处理好，赶忙跑到外面想跟上她，却见安通神父已把她拦在了门口。我看不到她的脸，但我听得到她在说什么。他们找到遗骸了。

她把一只黄信封递给安通神父，朝他手边推了推，他却举起双手，拒绝去碰，他说：“回头再说吧。”等他注意到我站在走廊里，我指了指少妇臂弯里的孩子。他笑了，让少妇转身面对我，又扶着她的胳膊肘，让她跟着我进屋。但她摇摇头，扭头就走了，抛下我和神父目送她，走到凉亭时，阳光透过葡萄藤在她肩头留下斑驳的影子，很快她就走上大路了。

佐拉手拿一只空盒子走到我身边。“没糖了，”她把盒子递给我，“干不下去了。”

那时已到午餐的点儿，我们决定抓紧时间重振旗鼓，要发明一套新战略，行之有效的控制秩序。佐拉早就把传呼机关掉了，但那个上午检察官呼叫了她六次，她便先去修道院办公室里回电话，我留在现场整理病历表。贴着邦迪的孩子们慵懒地游荡在午后酷热的庭院里，我把他们赶到阴凉里去，等我回到屋里，看到安通神父已把孩子们的病历表按照字母顺序排好了。

他的目光落在我的血压计上，我笑着说，考虑到他在照管六十个小孩，血压肯定偏高。他捋起长袍的袖子，拍了拍手臂，我耸耸肩，指了指座椅。他坐下来，我把袖带套上他的拳头。他有一张瘦脸，显得很年轻。后来，我还从纳达那儿听说，他是那种喜欢把大黄蜂养在罐子里的小孩，他会用卡带里的磁条细心逗弄它们，所以，时常会看到他走在大马路上，黑色的磁条像疯狂的小气球一样飘飞在他身边，在阳光下泛出张扬刺眼的反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