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2/7页）

父亲的避难所就是别院的工作室。不大的院子西侧有一个像是被勉强塞进来的别院，这个别院里只是一间铺了地板的小屋，窗楣、门扇和灰泥外墙都被肆意生长的藤蔓植物所覆盖。父亲的专业是劳动法，在小鸟叔叔的记忆中，他总是埋头读着什么书。小时候，小鸟叔叔很奇怪为什么自己的父亲总是低着头。

“爸爸做的是帮助劳动者的工作哦。”

每当问起父亲的职业时，母亲总是这样回答他。

“爸爸是在研究可以帮助劳动者的法律。”

但小鸟叔叔始终无法认同，他不认为那种关在狭小的别院房间里、埋首于书本的行为能够帮到什么人。他甚至怀疑，父亲低着头读书，根本就是为了避免与哥哥的目光产生交集。

从大学回来以后，除去吃饭，父亲基本上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别院。因为父母严格规定小孩不许进入那间屋子，所以小鸟叔叔也尽可能地不去靠近它，但还是会因某些契机透过爬满窗户的藤蔓缝隙看到屋里的景象。屋里堆满了书本，空气混浊，阴影重叠，尽管可以照到落日的余晖，却依然十分暗淡。除了一块用以书写的狭小空间以外，桌面被各种各样的东西占满。带扶手的椅子上有一块坐垫，坐垫已被磨薄，布套也起了球，无精打采地陷下去一块。这块凹陷是那么小，小鸟叔叔甚至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原来父亲的身材那么瘦小啊。

吃完晚饭喝完茶以后，父亲就会站起身来，从厨房的后门走出去。留下的三人既不会对他说“走好”，也不会对他说“拜拜”。被隔离在院里绿色深处的小屋，是哥哥的语言绝对传达不到的空洞地带，它吞噬了父亲的身影。当别院的门关上时，父亲就成为了黑暗的一部分。

小鸟叔叔晚年的时候，时常会后悔当时为什么没有把哥哥的语言录下来。录音设备变得越来越方便，只要能够想到，明明有很多机会可以留下记录的。但和哥哥生活在一起的时间里，他没有产生过哪怕一次这样的念头。作为世界上唯一的使用者，哥哥与那种语言联系得是那么紧密，那么浑然一体，所以他连想都没有想过要将它们剥离开来单独进行录音。也正因为如此，每当小鸟叔叔回忆起哥哥，想再听听哥哥讲述那无比自由而又可爱的独创语言时，总会发觉无法实现。这时，寂寞成倍地增长。

不知什么样的经过，母亲曾尝试请语言专家来听哥哥的语言。儿子不是胡言乱语，只是我们听不懂罢了，在某个遥远的国度，有许多人真真切切地在使用这种语言，不知什么时候他悄悄地学会了，悄悄地……她想。也许是觉得哥哥发出的语言只有小鸟叔叔一个人可以领会，实在太令人伤感；也许是觉得哥哥只是天赋异禀，无师自通了一门罕见的语种。不管怎样，那时的母亲拼尽了全力。

作为翻译，小鸟叔叔也一同参加了那场拜访。那时，哥哥十三岁，他六岁。语言学家所在的研究机构坐落在一座遥远的海滨城市，需要搭乘近三个小时的火车才能抵达。那是母子三人一起第一次出远门，也是最后一次。

哥哥拿着一个小小的白色篮子，里面装满了重要（虽然并非出门必需）的东西。每经过一站，他必会“咔嚓”一声打开按扣，清点里面的宝贝。玻璃弹珠、小夹子、小碘酒瓶、卷尺、棒棒糖。先把玻璃弹珠放在阳光下看看，用小夹子夹夹自己的大拇指，再打开碘酒瓶闻闻味道，拉开一米长的卷尺再卷好，最后小心翼翼地摸摸棒棒糖的包装纸，小心翼翼地收好。清点完毕之后，哥哥就会把它们按照固定的朝向放回篮子里的固定位置，重新扣好按扣。

“没关系，不会丢的。”

母亲说。

“我们帮你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