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六章（第4/15页）

“您见过杜贝尔特将军18吗？”

“还没有。”

他沉默片刻，并不看我，皱起眉头，露出阴森的脸色，用一种嘶哑的嗓音（这种嗓音使我不寒而栗，想起莫斯科审讯委员会小戈利岑那种神经质的叫嚣）问道：

“您获得批准来京，大概还不太久吧？”

“那是去年。”

老头儿摇了摇脑袋。

“您辜负了皇上的恩典。看来您只能重返维亚特卡啦。”

我惊讶地望着他。

“是的，先生，”他继续道，“政府放您回来，您却对它以怨报德。”

“我简直什么也不明白。”我说，再三思索仍不得要领。

“不明白？——这更糟！可见根深蒂固，本性难移。您不是首先表示忠心，洗净青年时期误入歧途留下的污点，把自己的能耐用到有益的方面——不是！根本不是！还是妄谈国事，造谣惑众，危害政府。这就谈出事情来了；您怎么不吸取教训？您从何得知，与您谈话的人中间始终没有一个坏蛋19，他正求之不得，但愿能一转背就上这儿报功呢。”

“如果您能向我说明，这一切是什么意思，我将非常感激。我再三回忆还是不明白，您这些话是指什么，或者与什么事有关。”

“指什么？……哼……好吧，我问您，有没有听到蓝桥旁边一个岗警夜间杀人抢劫的事？”20

“听到过。”我直率地回答。

“可能还传播过这消息吧？”

“大概讲过。”

“也许还发表了议论？”

“也许。”

“什么议论呢？对政府心怀不满，肆意攻击——这就是症结所在。我坦白对您说，有一点您还值得赞许，这就是您对一切供认不讳。我想伯爵会考虑这一点的。”

“算了，这哪里谈得到供认，”我说，“全城百姓谁不知道这件事，内务部办公厅以至小店铺中，都有人议论。因此我谈到它又有什么可奇怪的？”

“散播虚假而有害的谣言是一种罪行，是法律所不许可的。”

“您对我的责备使我觉得，似乎这事是我捏造的？”

“在呈送皇上的报告中仅仅说，您传播了这种有害的谣言。因此圣上决定，要您重返维亚特卡。”

“您不过是在吓唬我吧，”我回答，“怎么可以为这么一点小事就把一个有家的人放逐到千里之外，何况这是否事实，还没有经过查证，怎么能就此判罪和定刑呢？”

“您已经承认了。”

“可是在您与我谈话之前，报告已经呈上，事情已经决定了，不是吗？”

“请您自己瞧吧。”

老头儿走到桌边，在不大一叠公文中翻寻，冷冷地抽出一份递给我。我一看，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种毫无公理可言的行径，这种不顾法律和正义的无耻勾当，哪怕在俄国也是惊人的。

我沉默了。似乎老头儿自己也觉得案情荒唐可笑，不可理喻，因此不想再为它辩护，也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问我：

“您好像说，您已经成家？”

“是的。”我回答。

“可惜我们事前不知道这一点，不过伯爵会尽力而为；我会转告他我们的谈话，但是不论怎样，您不能再留在彼得堡。”

他看了我一眼。我没作声，但我感到我的脸在发烧，我不能诉诸言语的一切，我强压在心头的一切，都从我脸上呈现出来了。

老头儿垂下眼皮，略一沉思，忽然装出委婉谦恭的神色，用冷漠的声调对我说道：

“我不能再留您了，我衷心希望……不过，以后怎样您会知道的。”

我赶回家中，心中充满怒火，像要爆炸一般；我的无权地位和无能为力使我痛苦，我像铁槛中的野兽，街上任何一个无耻顽童都可以随意侮弄它，因为他知道，老虎使尽所有的力气也不足以冲破牢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