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什么是说理（第4/10页）

口号式思维、标语体表述对社会理性造成严重破坏，我们过去有过很多的教训，这应该使我们今天在运用公共语言时变得格外谨慎，也更多地诉诸理性说理。其实，学习将标语体的“断言”（结论）转变为公共对话的理性“说理”，是办得到的。在初等说理教学中，老师会让学生试着在结论前加上“我认为”，结论后面跟上一个用“因为”引导的理由或解释说明，以养成“话中带理”的说话习惯。这样的句式叫“修辞推论”（enthymeme）。亚里士多德说，即使不懂逻辑的人，也能用这样的句式来进行简单说理，远比自说自话来得强。这虽然离良好说理还有相当距离，但也不失为一种与良好说理相一致的说话习惯。

说理的目标不是绝对的“确实”

说理需要平等、理性地对待不同意见，并不只是出于说理者主观意愿的“宽宏”、“宽厚”或“宽容”，而是由“说理”本身的话语特性决定的。说理不是科学论证，它所讨论的是不确定的事情，不是确定的事情。确定了的事情是不需要讨论的，即使在科学中，也不是什么都能确定的。说理是向所有公众，而不只是少数专门人士开放的，说理说的是社会群体中许多人，而不只是专业小圈子里的专家们，所能听得懂的道理。说理提出的“看法”无论具有如何充分的理由，都只是一种具有“或然性”而不是绝对确定性的结论。因此，说理总是可以再说理的，说理是一个过程，不是最终结果。

说理的这一特性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了最早的论述，他在《修辞学》开篇处就说：“修辞术（rhetoric）是论辩术（dialectic）的相应物（antistrophos），因为这两者论证那种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人都能认识的事理，而且不属于任何一种科学。”说理是一种普通人都需要，也都能做的事情，“因为人人都企图批评一个论点或者支持一个论点”。然而，人们对待说理的态度不尽相同，“大多数人，有一些是随随便便地这么做，有一些是凭习惯养成的熟练技能这么做”，比起“碰运气而成功”，通过学习而成功应该更为可靠。

人们通过说理获得一种可能是或者看上去是真实的结论。这种性质的结论，它的真实性是由人的理性来判断并相互商定的。这种真实性不是由超然于人的绝对“客观标准”所决定，因此，所有的说理都是可以再讨论的。说理不是非要辩论出一个我对你错的结果。当说理非要辩论出一个我对你错的结果时，它需要借助外在形式程序或权威的“决断”，如法庭的“判决”、通过投票或其他方式的“表决”、来自专门人士的“裁决”等等。这类决断是外在于说理的，尽管它也需要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有所说理（参见第十八讲，最后一小节）。

对于亚里士多德所说“修辞术是论辩术的相应物”，《修辞学》的翻译者罗念生先生这样解释：“修辞术和论辩术的题材都是有两种可能的或然事理，是一般人的‘意见’。……修辞术和论辩术的区别在于，修辞术采用连续的讲述方式，论辩术采用问答方式；修辞术面向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听众，论辩术面向少数有知识的听者。”亚里士多德指出，修辞术像是论辩术的分支，也像是伦理学的分支，伦理学应当成为政治学，因此修辞学也可以说是政治学的分支。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说理”的基本特征：说理表达的是一般人，而非专家的“意见”（当然，专家也可以像一般人那样表示意见）；说理的对象是广大而不同的听众，不是小圈子或小学科的专门听者；说理与更为逻辑化的哲学论辩虽然相似，但有区别；说理离不开价值判断，包括伦理和政治的判断，尽管它并不专门讨论伦理和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