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讲 说理是一种公民教养（第4/7页）

死刑支持者们经常忽视的是，每处死一个罪犯，都会给他的家人和亲朋带来巨大伤害，而他们都是无辜的。这些家人和亲朋所受到的痛苦，是无法用伸张正义来辩护的。犯罪事件中的被害者，他的家人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也是巨大的，这种痛苦和折磨不应该在另一些人身上重演。处死一个人是不存在所谓的“人道方式”的，而造成被处死者家人的永久痛苦，更不存在所谓的人道方式。死刑正是在以人道的名义处死一个人，并使他的家人陷入永远的痛苦之中。

死刑是一切残酷惩罚中最残酷的。它无助于遏制犯罪，它夺走一个人的生命，也夺走了任何改变错误判决的可能。美国的宪法规定禁止任何残酷和异常的惩罚，死刑是违反这一宪法精神的。民主制度要求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权利，无论这个人在上帝或法律面前是多么邪恶，死刑不符合民主制度的要求。因此，通过立法，帮助民众认识到死刑的残酷和非正义，争取废除死刑，便是一件值得我们去做的重要事情。

这是一篇比较典型的中学生五段式作文，从说理结构来看，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该有的章法成分也都有了。这个章法标准看在有些人的眼里，也许显得粗糙、浅陋，甚至僵硬、机械，但它对学校通过写作培养学生说理习惯有着实用的教学价值。由于中学是普及教育，不同学生的实际写作程度往往相差很大。对于程度高的学生（往往有比较好的家庭背景和教育），这样的写作要求也许不高，但是，对于程度低的学生，这样的要求已经不低。现在美国中学教育所着眼的是普通公民的教育，而不是少数天才或英才教育。在这样的教育中，说理的要求与文艺复兴时期的贵族、绅士具有完全不同的目标与性质。今天，通过学习说理，学生们学习的是民主社会中与公民素质有关的教养，而不再是以前上流社会中那种作为绅士的高等身份标志了。

有教养的说理和有教养的听众

我在这里讨论的基本上是用文字来进行的说理，但说理除了文字的方面，还有非文字的方面。美国小学高年级在教作文的时候，还会兼顾学生的口头表达训练，要求在与同学交流时“注意语调，要有表情和自信；与听众要有目光交流；用一些手势来强调要点”。这些要求是为了让学生从小知道，作文和说话都是有具体接受对象的，是一种与他人的相互交流。说理的小朋友要学习教养，作为听众的小朋友也是一样。他们应该很关注地倾听、不要打断说话者的话、要保持目光交流、有礼貌地提问。在这种课堂训练中，学生们学习的是成人世界里的说理规范。

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举了一个有教养的公共说理的历史事例，不仅包括说理者，而且还包括听众。1858年的参议员竞选中，亚伯拉罕·林肯和斯蒂芬·道格拉斯之间展开了七场著名的辩论，8月21日在伊利诺伊州的奥托瓦拉开序幕。按照事先约定，道格拉斯先发言半个小时，然后林肯作半小时的答复，最后由道格拉斯再次发言半个小时来反驳林肯。双方都能严格遵守发言的规则。

事实上，在此之前他们已经交锋过几次。1854年10月16日在伊利诺伊州的皮奥里亚，道格拉斯首先发言三个小时，按照约定，他发言之后应该是林肯作答复。当轮到林肯发言的时候，他提醒听众当时已是下午5点钟，他可能需要和道格拉斯一样长的时间，而且在他发言之后，按规定道格拉斯还要继续反驳。他建议听众们先回家吃饭，然后再精神饱满地回来继续聆听四个多小时的辩论。听众们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一切都照林肯的计划进行。

波兹曼写道：“这是怎样的听众啊？这些能够津津有味地听完七个小时演讲的人是些什么样的人啊？我们顺便还应该提一下，林肯和道格拉斯都不是总统候选人，在他们进行辩论的时候，他们甚至还不是美国参议员候选人。但是他们的听众并不特别关心他们的政治级别，这些人把这样的场合作为政治教育的一部分，他们认为这是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且他们早已习惯这种极为耗时的演讲。当时的各种集市上常常有演讲的节目，大多数演讲者可以得到三个小时的时间来陈述观点，而且既然演讲者都不希望打无对手之战，他们的反对者也会得到同样多的时间来反驳。”当然，这样的听众在今天的美国已经很罕见了。电视媒介使得大多数美国人对文字辩论的专注力大大下降。但是，电视上的辩论还是对美国人最有吸引力的节目之一，每次重要辩论之后，都会有媒体人或专家评述，观众也会加入讨论，不仅涉及辩论人说到的内容，而是对他的措辞、仪态、说话语气等等，都会有所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