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讲 公民听众与政治说理（第3/5页）

看上去有好品质与真的有好品质，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看上去有好品质，可以用作一种取信于民的宣传手段。时而视察下情，跟老百姓握握手，抱一抱小孩子，看上去平和、说理、彬彬有礼，但在需要时却可以毫不犹豫运用暴力、压制、恐怖手段镇压老百姓，这就是马基雅维利式的专制统治者。

马基雅维利的非道德修辞说在西方一直没有成为主流。同样是在16世纪，其他的修辞论者，如梅兰希通^{[1]、考克斯[2]、威尔逊[3]，他们对修辞伦理的论述与柏拉图、西塞罗和昆体良强调修辞的道德目的和真实内容是一致的。}

今天，有照着马基雅维利所说的在做的，但却没有胆敢像他那样说的。“真实”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虚伪”的谴责。在古代有很多为专制辩护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但今天，这样的辩护看上去反倒绝迹了。不是真的从此不再有专制，而是专制开始以“民主”的理由为它自己辩护。专制虽然看上去几千年没有什么变化，但其实还是有变化的，甚至可以说是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说理”促成的，因为直接为专制辩护的“理”越来越难以说出口了，也越来越不能拿来说服人了。于是便有了某些地方不得不“只打只干不说”的政策。专制者不能以“专制者”的面目来为专制辩护，而必须改换“民主爱好者”的面目。这是因为，专制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信誉，不再具有政治信用，也不再具有伦

宣传不仅是一种公共话语，而且更是一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联系关系，一种以统治权力为中心的社会生活方式。宣传是自上而下的灌输和命令话语，它是不允许普通人对它说理的。宣传的目的是让所有的人有同一种想法，视社会中的思想自由与多元为它天然的敌人。在宣传时，必须禁止出现不同的声音，必须不让别人说话。而且，为了取得宣传效果，宣传必须是全方位的，不仅包括运用各种可能的传媒手段，而且更包括占领所有的话语领域和渗透到各种行为领域。这就形成了统治权力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宰制，包括法律（宪法、法规、审判）、教育（教科书、课程设置、教师培养）、管理（干部制度、科层等级、党政关系）、出版（思想审查和自我审查）、文艺创作（题材限制、内容审查）、历史和学术研究等等。

公民教育抵制宣传

认识宣传对社会生活和社会中人的危害，最初是从认识希特勒纳粹极权宣传所代表的洗脑宣传开始的。从修辞角度来剖析极权宣传的开创者是美国修辞学家柏克（Kenneth Burke），他从五个方面来探讨极权宣传，即他所说的“希特勒的修辞”。一、行为:在思想和行动中的发生；二、境况（scene）：行为的背景和环境；三、行为者：行为的个人或体制主体；四、机制：行为主体的制度性手段；五、目的：行为背后的动机。柏克对希特勒《我的奋斗》的分析结论是：一、行为是散布一种恶质的、类似宗教的仇恨；二、境况是“一战”后德国人的屈辱、无望、渴望借助强人政治改变现状；渴望国家强大，经济发展，甚至愿意为之付出自由的代价；三、行为者是希特勒（和他的党徒）；四、机制是全民认同一个“声音”（元首、国家、军队、种族、雅利安民族、英雄主义等等）;五、目的:极权统治绝对、彻底地统一德国人的意志。

柏克的宣传-修辞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模式，那就是把宣传话语赖以发生作用的“环境”和“机制”与话语本身（说话者、话语、听众）同列为理解宣传的要素。宣传不仅是一种话语，而且更是一种政治性质的话语行为。而最后一项“目的”则涉及宣传欺骗性的本质特征。宣传者常常会有一个公开的目的，如纳粹宣扬的“实现国家社会主义”、“为雅利安民族争取生存空间”，但宣传-修辞研究更关心的是“隐藏的目的”，如以公开目的为合理性来维护和掩护一党专制和极权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