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4/6页）

我把纸箱还给明斯基警官。他问我有没有找到想要的东西。

“还不能确定，”我说，“你认识克里斯托都罗斯警探吗？他是调查这桩案子的警官。我认识此案的另一个调查人，奎因，但是他15年前就死了。”

“我当然认识他。5年前他调去了纽约警察局。”

“你知道怎么联系他吗？”

“嗯，稍等一下。”

“多谢了，瓦勒。”

“老朋友，客气什么。”

明斯基打了几个电话，和对方讲了些老婆出轨、老娘喝醉之类的笑话，一边讲还一边像抽风一样朝我挤眼睛。最后，他笑了，潮红的脸上显出胜利的神色。他在一张报事贴上写了个手机号码，递给我。

“显然，他还没有退休呢。他在布鲁克林的第67辖区，施耐德大道上。这是他的电话。”

我把克里斯托都罗斯的电话存进手机里，谢过明斯基，然后告辞了。

***

我和伊恩·克里斯托都罗斯约定，下午在展望公园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见面。同时，我也努力查询西蒙斯案另外两位精神专家的下落。

在网上一通搜索之后，我发现了一位叫琳赛·格拉夫的精神病医生，就在纽约东56街上开了一家诊所。诊所还有一个网站，我从中找到了格拉夫女士的简历。这个人百分之九十九就是我要找的人——1981年到1985年间，琳赛·格拉夫在州医学鉴定办公室工作，之后又在纽约大学教了6年书，1998年她和两个同事合开了那家诊所。

我给诊所打了电话，想做个预约，但是接电话的助理告诉我，格拉夫医生11月中旬之前都不在。我说我有一个特殊的问题，所以想和格拉夫医生在电话里谈一谈。我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她答应一定把话传到。

我没有查到约翰·T·库利的下落，但是已经到了和克里斯托都罗斯见面的时间。这个男人身材矮小结实，黑色头发，他的大胡子似乎刮掉之后一个小时就能长回原来的模样。此后的一个小时中，他用一种不很友善的语气，给我讲了他能回忆起来的西蒙斯的案子。

“那是我的第一个重大案件，”他说，“那之前，我刚到局里一年半的时间，处理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案子发生以后，我请求奎因让我当他的搭档。你懂的，你忘不了你的第一桩杀人案，就像你忘不了自己的初恋一样。但是那个杂碎，西蒙斯，侥幸逃脱了。”

他说他从来没有怀疑过，是德雷克·西蒙斯亲手杀了他的妻子，动机就是她有外遇。西蒙斯看上去是理智的，而又十分精明，所以当精神评估结果出来以后，整个警局的人都恶心坏了。

“铁证如山，如果上法庭，毫无疑问会判他终身监禁，不得假释，但是我们都无可奈何。这就是法律——专家的鉴定结果没人可以否决。他们把他送进了医院，过了几年他就又逍遥法外了。但我想老天还算有眼，因为疯人院里有人给他头上来了一下，于是他就真成神经病了。这是我听说的。仅仅一年之后，1984年，他们就把这条法律改了——有个人图谋刺杀里根总统，却因为精神问题被判无罪，于是国会就通过了精神疾病辩护改革法案。”

别过克里斯托都罗斯回家以后，我继续查找库利的下落，但还是一无所获。琳赛·格拉夫也没有给我回电话，但我对此也没抱太大希望。

晚上10点左右，正当我在看一集老电视剧《好汉两个半》时，戴安娜打来了电话。

我们已经有两三个星期没有联系了。互相客套了一番之后，她说:“你答应过我要帮个忙的。”

我想起来她说的是什么了：她让我帮她在很多年前她工作过的一家公司开张工作证明，她要申请退休用。我嘟囔了一句借口，答应第二天就去办。

“我就是问一下，”她说，“并不是那么着急。过几天我也可以自己飞过去，待上一个多星期，把事情办了。你还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