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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停了下来。

空出右手。

把手放进——假设说——他的口袋。

拿心脏病药片吗?不,就像黄色粉笔与火柴一样,药片在左口袋,而不在右口袋里。

是要拿——假设说——尸体被发现时已不在口袋里的某样东西。

那么又是什么呢?

告诉他,我有两项证据,而且我会带来……那么,也许他会见我……葛利戈里找麦斯,我有事要找他,请……

证据。证据太过珍贵,不能邮寄。他带着东西。两样东西。不只在他脑袋里,而且在他的口袋里。而且要遵照莫斯科规则。从将军弃暗投明的那一天起,史迈利自己和他的现场项目官员就把这些规则深深灌输进他心中。史迈利觉得有一种如同恶心反胃的刺激感攫住胃部。莫斯科规则规定,如果你身上带着某种消息,你也必须带着毁弃消息的方法!无论是经过伪装或藏匿——微缩文件,秘密文字,未冲洗的底片,还有成千上万种危险的、吹毛求疵的方法——那都还是一个最轻巧、最易到手而且在抛弃时又最不引人疑窦的物体。

例如装满药片的药瓶,他想,就很有可能。例如火柴盒。

一盒用过的天鹅牌火柴,大衣左口袋,他记得。老烟枪的火柴,值得注意。

而在安全公寓,他怜悯地想——他努力压抑自己,不下最后断言——桌上有一包香烟等着他,那是瓦拉狄米尔最爱的牌子。同时,在西河苑,食品柜上有九包高卢牌凯帕罗烟。十包少了一包。

但他的口袋里没有半根烟。没有半根,就像那位好督察长说的,他身上没有半根烟。或者,是他们发现尸体时没有香烟,换句话说。

所以前提是什么,乔治?史迈利模仿拉康问自己——拉康颐指气使的手指控诉似的在他完好无缺的脸孔前挥舞——前提呢?前提就是如此,奥立佛,一个抽烟的人,一个老烟枪,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出门赴一个秘密约会,带着火柴,却口袋空空没带半根烟,虽然他明明有一整条烟。因此若不是被暗杀者发现了之后拿走——瓦拉狄米尔所说的证据,或许不止一项的证据,就是——就是什么呢?否则就是瓦拉狄米尔及时把手杖从右手换到左手。及时把右手放进口袋里。把东西拿出来,当然也是及时,趁他站在视线看不到之处。然后丢掉,依据莫斯科规则。

乔治·史迈利对自己的逻辑推理感到满意,于是小心翼翼地踏过草长没膝的草地,走向小树丛。他搜索了半个小时或更久,在草丛和落叶堆中摸索,反复踩踏相同的轨迹,咒骂自己的粗心大意,放弃,又再开始,还要回答过路人从淫秽到极度关心的白痴质问。甚至还有两位本地的佛教和尚,身罩橘黄长袍,脚蹬系带靴子,头戴编织帽,动手提供协助。史迈利谦和有礼地婉谢。他找到两个坏掉的风筝,许多可口可乐罐子。他找到一些印有女性胴体的碎片,有黑白,有彩色,全是从杂志上撕下来的。他找到一只旧的慢跑鞋,黑色的,但有一些烧灼的白痕。他找到四个啤酒瓶,空的,还有四个空烟盒,但太潮湿也太旧,所以只瞧一眼,他就排除它们。在一根树枝斜斜地从母干岔出之处,有着第五个烟盒——或者也许是第十个——而且不是空的;一包相对而言比较干燥的高卢牌凯帕罗,有滤嘴,且是免税品,高踞枝上。史迈利像采摘禁果一般伸手去取,但它也像禁果一般采摘不到。他跳起来够,却觉得背部撕扯开来。事后,肌肉组织明显的撕裂拉伤,让他痛苦了好些天。他大声骂道“该死”,揉着背,很可能就像欧斯特拉柯娃一样。两个正要去上班的打字员,咯咯笑着安慰他。他找到一根棍子,把那盒烟弄下来,打开它。里面还有四根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