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沙滩（第3/13页）

“你敢扰乱军心，我崩了你！”

“场长，安稳地坐着吧，您。纸里包不住火，黑沙滩是个什么样，这些小兄弟们一到便知。”

“闭住你那张臭嘴，闭住，没人把你当哑巴卖了。”场长嗓子喑哑，眼睛发红。然而，他的头却无力地垂下了，一直垂到了他支起的膝盖上。

刘甲台不唱了，却把适才那曲调用口哨吹了起来。他的口哨吹得相当出色，悠扬、圆滑、清脆、明快。他一遍一遍地重复着那曲调，适才他唱出的那些词，却像冰凉的雨点砸在沙地上一样，有力地撞击着我的心。

刘甲台把我们折磨够了，黑沙滩也快要到了。大海就在面前，从海上连续不断地刮来冰凉潮湿的风，使这早春天气竟然砭人肌肤。我远远地望见了几排暗红色的瓦房，望见了离开瓦房一箭之地，有几十排低矮的草屋。方圆几十里，没有一个村庄的影子，只有那一片狭长的沙滩，沿着大海的边缘无尽地延伸开去。

“为什么要叫黑沙滩呢？我只见过金黄色的沙滩、暗红色的沙滩，夸张点说，还有苍白的沙滩，却没见过黑沙滩。”我的妻子这样问我。

是的，截至目前为止，我也没有见过一片黑色沙滩。黑沙滩的沙滩其实是一种成熟的麦粒般的颜色，在每天的不同时刻，它还会使人发生视觉上的变化。在清晨丽日下，它呈现出一种温暖的玫瑰红；正午的阳光下，它发出耀眼的银光；傍晚的夕阳又使它蒙上一层紫罗兰般的色泽。总之，它不是黑色的，即使是在漆黑的夜晚，它也闪烁着隐隐约约的银灰色光芒。

我曾带着我妻子般的疑问，问过我们农场的“百科全书”老兵刘甲台，他不屑一顾地说：“新兵蛋子，真是个新兵蛋子！沙滩是暗红、金黄、紫红、玫瑰红，就不能叫黑沙滩了吗？黑的难道不能说成白的，白的难道不能说成绿的、红的、杂色的、乌七八糟色的吗？你呀，别管这么多，既然大家都叫它黑沙滩，你也只管叫它黑沙滩拉倒。”刘甲台这一番哲学家般的高明解释使我这个新兵蛋子确如醍醐灌顶一般大彻大悟了。从此，我再也没有产生过为黑沙滩正名的念头。

我们黑沙滩农场理所当然地坐落在黑沙滩上，紧傍着农场的是一个虽然紧靠大海却经营农业的小小村庄，村名也叫黑沙滩。听说黑沙滩现在已经成了相当富庶的地方，可是在我当兵的那些年头里，却是一片荒凉景象。黑沙滩的老百姓说，部队里有的是钱。这话不错。我们每年都用十轮大卡车跑几百公里拉来大量的大粪干子、氨水、化肥，来改造这片贫瘠的沙原。我们不惜用巨大的工本在沙滩上打了一眼又一眼深井。尽管我们种出来的小麦每斤成本费高达五角五分，但我们在沙滩上种出了麦子，政治上的意义是千金也难买到的。我们场长是黑沙滩农场的奠基人。他后来因故被罚劳改，和我一起看水道浇麦田的时候曾经说过，要是用创办农场的钱在黑沙滩搞一个海水养殖场，那黑沙滩很可能已经成为一个繁华的小城镇了。

那时候，正在黑沙滩农场接受考验的是后来成了要塞区政治部宣传处处长的王隆——最近听说他很有可能成为要塞区最年轻的副政委哩！啊，这属于哪种人呢？当时，他是农场的指导员。我的这位首长是工农兵大学生。白白净净的面皮，那年头，他好像也不敢使用保护皮肤的液体或脂膏，漂亮的脸上也裂着一张张皴皮。

一九七六年春天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平常的春天，我至今仍难以忘记王隆指导员那长篇的、一环扣一环的理论辅导课，也永远忘不了他那间小屋里彻夜不熄的灯光。我曾经进过他的办公室兼宿舍，摆在桌子上的、床头上的那些打开的、未打开的、夹着红蓝铅笔的、烫着金字的经典著作，令我这个从泥土里爬出来的孩子目瞪口呆。天生不怕官的老兵刘甲台曾开玩笑地对我们说：一定不要碰到指导员的肚子，他肚子里全是马列主义词句，一碰就会呕出来。这些话，郝青林曾向指导员汇报过，指导员一笑置之，也没给刘甲台难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