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郎（第2/10页）

“你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啥时候？”

“昨天我俩一块吃的晚饭。他说他要去看什么人。他在城里有不少朋友。”

“有这事？”我没听说过保文有许多朋友，“别着急。你先掉头间去干活儿，跟谁也别说。我打几个电话找找看。”

她拖着脚步走出我的办公室。结婚以后她至少长了十几斤，蓝布工作服紧绷绷的好像要爆开。从后面看上去简直就像是一个大萝卜。

我给彩虹影院、胜利公园和城里的几个饭馆打了电话。他们都说没看见这么个人。市图书馆是保文周末常去的地方。我刚要给那里打电话，电话铃就响了。是市公安局打来的，一个男的在电话里说他们拘留了我们厂里一个叫黄保文的工人。他不告诉我究竟出了什么事，只是说：“他搞流氓活动，你们马上来人。”

这是个大冷天。我骑着自行车往城里赶，呼啸的北风不停地吹开我大衣的衣角。我的膝盖生疼，冻得直打哆嗦。很快，我的哮喘发作了，开始呻吟起来。我不停地骂保文这个王八蛋。“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会出事。”我对自己说。我已经感觉到早晚他会去找别的女人。现在他落入了警察的手里，很快全厂就会拿他当话柄。贝娜怎么能受得了啊？

在市公安局，我惊讶地发现其他几个工厂、学校和公司的十几个干部已经在那里了。这些人我差不多都认识—他们都是在单位里负责安全保卫的干部。一个女警察把我们引入了楼上的一间会议室，那里的窗户都挂着绿色的丝绸窗帘。我们围着一张红木长桌子坐下，等着公安局的同志来通报案情。玻璃桌面是新的，四边还有点硌手。在其他人的脸上我也看到了相同的焦虑和困惑。我估摸着保文一定是牵扯进一桩大案子里—要么是集体猥亵，要么是轮奸。我再仔细一想，又否定了保文会是强奸犯这个念头。他本性善良温和，绝不是那种用暴力欺负女人的畜生。天哪，千万别是什么政治性的案子，那他可就彻底没救了。

我正在胡思乱想保文究竟犯的是什么罪，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进来。他绷着脸，眼睛半开半闭。他脱掉深蓝色的上衣，搭在椅子背上，在桌子的一头坐下。我认出他是市公安局调查科的苗科长。他长得圆脸高颧骨，穿着一身羊皮坎肩，不知怎的让我想起画上画的成吉思汗的模样。他的肿眼泡看上去一副睡不醒的样子，但是两眼放出狡诈的目光。苗科长坐下后开门见山地说，我们今天要处理的是一个同性恋的案子。一听这话，屋子里立刻像炸开了锅。我们以前听说过这个名词，但是都不知道它准确的意思。苗科长看着我们惊异的表情，解释说：“这是一种社会疾病，就像赌博、卖淫，或者梅毒。”他的屁股在椅子上扭动着，好像犯了痔疮。

市立第五中学的一个年轻人举起手问：“这同性恋都整些啥事啊？”

苗科长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他说：“就是同性之间发生性关系。”

“鸡奸！”有人喊了一嗓子。

屋子一下子静下来，停了有十秒钟的光景。又有人问同性恋算是什么性质的罪行。

苗科长又开始解释：“同性恋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腐朽的生活方式的产物。根据我国的法律，这是一种流氓罪。我们昨天拘留的人都要判刑，但是根据犯罪程度的轻重和认罪态度的不同，刑期从六个月到五年不等。”

屋外的街上，一辆卡车鸣着喇叭驰过，我听着心里一阵刺痛。保文如果进了监狱，贝娜就成了活寡妇，除非两人离婚。他当初干啥要同她结婚呢？他干啥要这样毁了她呢？

事情是这样的。一些社会上的职员、搞艺术的，还有学校里的老师组成了一个像沙龙那样的俱乐部，名叫“男人的世界”。每个星期四晚上，他们都在林学院行政楼三层的一个大房间里聚会。公安局注意到这个俱乐部只收男性会员，怀疑它是个带有暴力倾向的秘密组织，就派了两个警探进去卧底。俱乐部里有些男人的确对其他成员举动亲热，但是绝大部分成员只是聚在一起聊聊电影、图书和新闻。有时候他们也玩玩音乐、跳跳舞。据那两个便衣警探报告，这些人的聚会实在是古怪肉麻。几个男人成双作对地出现，当着别人的面就勾肩搭背，搂搂抱抱，毫不羞耻。有的人还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我们男人终于有了一块自己的地方。”一个戴着大耳环的中年画家宣称：“我现在才是个活人！只有在这里我不用生活在虚伪中。”每个星期都有两三张新面孔出现。等到这个俱乐部快发展到三十人的时候，公安局采取行动，把他们一网打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