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K 遗失的字母表（第4/10页）

1930年，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文制定了一套使用拉丁字母的体系。文字改革变成了共产党的一个重要计划；1936年，当这些革命者势力不断扩大时，毛泽东告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字母化改革是不可避免的。“迟早的事。”毛泽东说：“我们相信，如果要创造一个完全属于大众的新社会文化，我们就必须废除汉字。”共产党人形容，汉字是“横亘在大众和新文化之间”的“长城”。他们甚至把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衰落归罪于汉字，宣称其“帮助了帝国主义入侵中国。”

1941年，在共产党控制的北方地区，新的字母体系获得了法律地位。各种合同和政府文件既可以用拉丁字母书写，也可以用汉字书写。到共产党掌控了整个国家的时候，文字改革似乎是势在必行的了。1950年代，一个叫约翰.德汉克的美国语言学家出版了一本书，它在树立预言到，中国文字的历史快到尽头了。

约翰.德汉克如今仍然为这个预言痛苦难堪。我在这位学者家里采访了他，我们每次谈到这个话题，他看起来总是非常激动。他当年的预测错了；但却也没错——他从心底里认为，中国人应该废除汉字，共产党人掌权以后应该立即这么做。意料之外的事情总是让人沮丧，长达半个多世纪以来，有时回忆起这种事情，都不免让他激动不已。

汉德克教授已经91岁了，身子还很硬朗。虽然他已经从玛诺亚的夏威夷大学退休了，但仍然从事着中国字典的研究。他工作和居住都在一栋漂亮的日本式房子里，那栋房子坐落在玛诺亚山谷的半山腰上。房子的后面有一个石头搭的花园，入门处是座小小的宝塔，叶子花的香气弥漫在敞开大门的房子里。往南面看去，钻石山棕绿色的山顶便映入眼帘。对于一个想在两块大陆中间度过余生的学者来说，这个地方再理想不过了。

德汉克1933年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时候他刚从耶鲁大学毕业。他最初是打算来中国寻找做生意的机会，但来到北京以后，一切都改变了。“我刚到第一天，就对美国商界丧失了所有的兴趣。”他告诉我说。“我们当时在餐馆，吃完晚饭以后，一个美国商人掏出一张钞票，撕成一半，把它扔在中国侍应生脚下当作小费。我不想成为那些人中的一个。”

中国的贫穷困扰着这个年轻人，他相信这个国家的改革迫在眉睫。像当时的许多外国人一样，他认为国民党的贪污腐败已经无可救药。他学习中文，在北京的时候，和另一个理想主义的年轻学者乔治·A·肯尼迪成为了朋友。洛克菲勒基金会给了肯尼迪一笔研究经费，让他在耶鲁大学建立一个中文的项目，他最大的一笔花费是在上海买了中文打印机的一整套字体。肯尼迪打算把这些字体运回耶鲁所在的纽黑文去，把它们装配起来，为美国学生印出中文教科书。他请求约翰.德汉克的帮助。

“我成了他的助理和得力助手。”德汉克回忆道。“我们在耶鲁大学哈克尼斯大厅的地下室建立了项目的研究点。那地方和这房间一样大，可能还大一些，里面堆满了V形的木质支架。我一站起来，它们就顶到了我的下巴。每个木架都分隔成多个格子，每格放着10英寸乘12英寸的托盘，每个托盘又分隔成2英寸乘2英寸的小格子。每个方形的小格子里面有一个汉字，按照部首排列。我的工作是设置打印机。我会拿着一个排字盘，先选出一个单人旁的字，然后再找出另一个田字部的字。我总是不停地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会把几个句子组合在一起，然后拿到印刷工那儿，让他做出金属的字模。我们的字体非常有限，我必须不断地排字、拆解，再排字、拆解。我们从文言文里选取故事，然后用现代的白话文把故事重新组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