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走出癌症（第3/7页）

韦伯太太一点也不隐藏她的人生，她随遇而安，活在当下，的确是个坚强独立的人。她一下子被开了两刀，首先是膝盖，在膝盖开刀做身体检查时幸运地及时发现了她肠子的问题，接着她的肠子又被开了一刀。76岁的老人被连开了两刀。我进病房时，她已扶着助行车自己走路了，每天笑眯眯的，看不出她的情绪有任何起伏，从她乐观的态度、爽朗的言谈我更看不出她是在德国社会里极其贫苦的人。话是从讲到她离了婚的丈夫退休开始的，我问她是不是尽管离了婚，也分享她丈夫的退休金，韦伯太太没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告诉我：“我有我自己的退休金啊。年轻时带孩子没法工作，但后来孩子长大了，我就去工作了，当然我的退休金不多，660马克一个月。”（德国那个时候还是使用马克，当时一马克约合5元人民币）

“六百多马克一个月怎么生活啊？”我脱口而出。韦伯太太说：“办法总是有的，政府有补贴，比如我租的房子是一室一厅的，每月租金580马克，政府补贴我330马克，250马克从我的退休金里抽掉，我每月还可以拿到400马克用于生活，这就够了啊，而且政府每年还发两次买衣服的钱。春季300多马克，秋季400马克左右，够了，还要什么呢！”

原来韦伯太太是个知足常乐的人。

在德国，400马克一个月真是刚够吃饭。极新鲜的、贵一点的菜是买不起的，更不用说下馆子、旅游了。在病房的小桌子上，韦伯太太有个矿泉水瓶子，护士送饭送水时总是和蔼地要为韦伯太太换一瓶新的，韦伯太太总是马上说：“我不要，谢谢，麻烦您给我接一瓶自来水，我喝惯了自来水。”偶尔，她还是会笑眯眯地对护士说：“现在麻烦您给我拿一瓶矿泉水。”不过，韦伯太太的医疗是有保障的，德国的医疗保险只有私人保险和国家保险的待遇有区别，而大部分人是加入国家医疗保险的，国家医疗保险是收入低的人交钱少、挣钱多的人交钱多，但享受的医疗待遇是完全一样的。保险公司为每个病人付给医院的钱是一样的，这就保证了医院对所有的病人一视同仁，医院根本就不关心哪个病人穷哪个病人富有，每个病人从入院到出院和医院没有任何金钱上的直接接触。德国的医院病人由医生、护士24小时值班护理，连陪房家属也不需要。住院部是个非常安静的地方，家属、朋友只能在规定的时间探视。周末，韦伯太太的儿子媳妇、女儿女婿都来看她了，我发现说话最多、最兴致勃勃的还是韦伯太太。

和韦伯太太这样普通的、坚强的人相比，我觉得自己没有埋怨命运的权利。

吉姆，我的前夫，他第一次来看我时，我还在重症监护室里，他冰凉的泪水把我从昏迷中唤醒，模糊中我只看到一束鲜花在摇晃。当吉姆再次捧着一束花来看我时，我能坐起来了。能坐起来，我就一定要读书，吉姆的大衣口袋里果真为我带来了一本书：犹太人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写的《我的一生》。我完全沉浸到书里，与犹太人在德国纳粹集中营里的悲惨命运、与他们的生死抗争同悲同泣，护士多次惊讶地走过来问：“梅女士，再给您加一些止痛药好吗？您不需要强忍，按医生的规定，您的止痛药剂量还剩下很多。”我摇头谢过护士，我并没有强忍，而是沉浸在书中，完全忘记了手术伤口的疼痛。

犹太人能走出集中营，我难道不能走出医院，走出癌症吗？——我嘴里没说，心里这么认定。心里认定的，就一定要去做。

专心、静心养病，当我这样下定了决心，伤口就恢复得很快。2000年12月30日，大手术后第12天，连伤口的线都没有全部拆完，在我的请求下，医生同意我出院了。我没能在家过圣诞节，更渴望在家过新年，我要回家。12月31日，时任全德留学服务中心主任的姜大源老师打来电话，他是极少几个知道我生病的人之一，他关切地问：“你出院了吗？能自己走动了吗？我们非常希望你来大使馆参加新年音乐会，如果能来，我到大门口接你。”感激之情涌上心头，我稍微化了化妆，叫了一辆出租车到了大使馆。众多的熟人中，只有个别人发现了：“梅，你的脸色不大好，你瘦了很多。”在整场音乐会中，我必须时不时抚摸我的伤口，我的精神却异常好，那是手术后我第一次在硬椅子上足足坐了两个多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