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第4/11页）

当时狄更斯的儿子查理刚从德国回来，谈到法兰克福一个叫“死屋”的恐怖地点，这激发了我的灵感。我马上动笔，一口气写成一部叫“红色药瓶”的剧本。剧中的两个主要角色分别是疯子和下毒的女人(我向来对毒物和下毒者很着迷)。《红色药瓶》的主要场景就在“死屋”里。亲爱的读者，坦白说我认为这样的场景和布景奇妙至极，满屋子都是盖着床单躺在冰冷石板上的尸体，每具尸体都有一根手指缠绕绳线，线的另一端往上连接到一个挂在上方的铃铛，以免某个“亡者”还没死透。这幕阴森场景会勾起我们对于遭到活埋或遇见活死人这类事情的最深沉恐惧。

我撰写剧本前先跟狄更斯分享构思，写成之后还念了几段给他听，但他都没说什么。不过，他倒是去了一趟伦敦的精神病收容所，搜集一些能够让我剧本里的疯子角色更具说服力的细节。在《灯塔》里有杰出表现的罗伯森答应在奥林匹克剧院演出那个疯子角色。看排演时我非常开心，所有参与的演员也都信誓旦旦地告诉我剧本无比精彩。他们都赞同我的论点：虽然伦敦的观众已经变得迟钝又莫衷一是，一剂强心针或许可以唤醒他们。

1858年10月11日，狄更斯陪我出席《红色药瓶》首演，并且敲定演出结束后在他少了女主人的塔维斯多克寓所为我和我的朋友举办晚宴，我们一群大约二十个人一起坐下来观赏演出。

结果奇惨无比。虽然我的朋友们为剧中那些病态惊悚情节战栗发抖，大多数观众却低声窃笑。最大的笑声出现在“死屋”那一幕的高潮，因为——正如事后的剧评所言：太过明显——有一具死尸拉响了铃声。

那出戏没有加场。演出后在塔维斯多克寓所的晚宴显得长夜漫漫，虽然狄更斯尽心尽力炒热气氛，甚至不惜取笑伦敦的剧院观众，我还是觉得如坐针毡。因为我后来无意中听见波希这个坏家伙说：那是如假包换的葬礼烤肉[1]。

尽管《红色药瓶》悲惨收场，我并没有打消用作品让我的同胞同时体验到不安、着迷和反感等情绪的决心。在《白衣女人》造成轰动之后，有人问我成功的秘诀，我谦卑地告诉对方：

1. 找到一个中心思想

2. 找到人物

3. 让人物去发展情节

4. 开门见山切入核心

你不妨拿这些几乎科学化的艺术原则比较狄更斯数十年来撰写小说过程的潦草手法：人物无中生有，通常用他自己生活中的人们乱七八糟拼凑而成，完全不去思考那些人是否适合小说的中心目标；把过多的随机想法胡搅一气；让人物随意发展出一些跟主题毫无关系的琐碎枝节；故事总是从半途开始，于是违反了“切入核心”这个重要的柯林斯原则。

我跟他能够合作那么多次实在是奇迹。我跟他合作撰写剧本、故事、旅游见闻和其他长篇作品的大纲或内容时，总是靠我确保作品的连贯性，为此我很引以为荣。

所以，在伯明翰这个下着雨又异常寒冷的5月夜晚，我想不通自己为什么跑来看狄更斯在英格兰和苏格兰这一系列听起来出奇成功的朗读巡演最后几场。剧评家老是抨击我的才华，说我的作品“惊悚夸张”，那么狄更斯这天晚上在舞台上表演的这种文学与狂乱戏剧表演新奇又古怪的结合又该称作什么？在此之前文艺圈人士没有人见过这种表演；在此之前地表上没有人见过或听说过这种东西。它贬低了作家的身份，把文学变成索价半先令的嘉年华会。狄更斯在舞台上竭力取悦观众，活像牵着小狗的丑角。

我走在一条没有窗子的阴暗街道，坦白说更像一条小巷弄，朝旅馆的方向往回走，脑子里就是想着这些事，却发现前方有两个人挡住我的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