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深处（第5/7页）

因为照片里的男人相貌好，所以我下力气多看了几眼，记在心里，也不是特意，只是自然地流连，连同他的名字也记住了，路翎。那男人的眼睛似乎活过来，随着我的注视而移动，我吓了一跳。照片就有这个功能，将一瞬成为永恒，使后来人仍能见到他的面貌，甚至感知到他的呼吸。就像老笃曾以为邓丽君没死一样，如果不刻意提醒自己，我会以为照片里的人还活着，可一想，是隔了近百岁的人啊，他的骨殖已朽烂了。

这个叫路翎的男人，后来我在不同地方不同场合又见过三次，前两次见到，只是惊叹这世上有这样的巧合，并不十分在意；第三次再见，心里慌张，总觉得看不见的地方有一只手一直指引着我，把我一而再再而三地领向他，那一次，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忽视就是亵渎。

第一次是在昆明的古玩市场，我逛至一个卖旧书的小摊上，摊子的一角上压着一捆民国时期的账本，品相完整，四本，一百元包圆，我图好玩买了回去，回上海翻阅，其中一本很有意思，前半本记账，入账几多，出账几多；后半本写了几篇日记、几封待誊抄的信件，字迹清秀圆润，其中一封的开头是“桂妍吾妻，前所寄棉鞋已收到，尺寸相宜……”，落款为“路翎，急就”，信里简略写了几句他随马帮贩茶的苦事。他为了解行情，去偏远的西双版纳收茶，忍着日晒雨淋，运至昆明时，才知道茶价竟然跌了四成，赶紧抛了手里的货物，收支相抵，分文不赚。在云南的第一年，他过得并不好。我当时看了这封信，跳起脚来，是了，无疑，确切，就是那个路翎和桂妍，照片里的那对夫妇。

我将此事告诉我那个男朋友，当时我们已经分手了，但还是朋友，他特意从另一个城市赶来，我将那本账簿转送给他，他有些激动，说回去要将这几封信装裱起来，挂在那张照片的旁边，也许可以让九泉之下的太母安心一些，也是美事。过不多久，我便将此事忘记。

数年后，我翻阅一本名为《西南老照片》的丛书时再次发现路翎的身影。

一张照片里出现了他，他站在一对外国夫妇的身旁，腼腆的笑，图注上写着：“传教士阿伦·库克夫妇与信徒，1933年，摄于怒江州。”他的相貌没有什么变化，只是穿了一件皱巴巴满是泥点子的浅色长衫，剃了极短的寸头，五官清晰，看上去比结婚照上更年轻，我一眼认出他来。除了图注上的一句话，书里没有关于路翎更具体的信息，我只能从照片得知他去过怒江，并且拍摄了这幅照片。这是第二次不期而遇，我当时眼前一亮，过后仍然抛在脑后——他仍是个与己无关的人，不值得过度留心。

之后不久，我参与翻译史大伟所著《传教士在中国》。一共三个译者，每个人翻译三分之一，拿到书稿之后发现，我译的其中一个章节写的就是阿伦·库克及其妻子，里面引用大量库克夫妇的日记，以还原库克夫妇在怒江的生活，有几段引起我的注意，内容记述的是他和助手约翰的事。

这位助手是他们在昆明时结识的，是位年轻的茶叶商人，曾在上海的学校上学，会说英语，他见到库克夫妇之后，问了许多关于基督教义的问题，在此之前他已经读了多本传教的小册子，库克夫妇一一为他解答，他在库克夫妇的帮助下受洗，成为一名教徒。相熟之后，他们同行去了大理与临沧拜访友人，之后这位茶叶商人独自返回昆明，库克夫妇步行到怒江大峡谷的里底吾村，在那里扎根下来，向傈僳族人宣教，那位茶叶商人一直与他们保持着通信，常常写信过来问候，寄来一些生活必需品。第二年，这位年轻的茶叶商人出清了自己所有的货物，将资财寄回家中，听从心中唯一的神的召唤，只身来到库克夫妇的身边，成为库克夫妇的助手。他很快精通了傈僳语，担任了里底吾小学的教师，很讨孩子们的喜欢。库克说，比起做商人，他做教师更加有天分。库克夫妇翻译《旧约》时，他出了不少力，大量誊抄工作由这位助手完成。民国二十八年，他取得牧师资格，离开阿伦·库克，去往山更深处赤吾人聚居的赤吾江附近，在盐寨定居，临走时，他对库克说，“要去过神指定他过的生活”。而后，库克的日记里面再也没有提及这位助手，他们失去了联系。

这位助手的汉名 LuLing，库克称呼他为“John”，与那位在约旦河给众人施洗的圣徒同名。在库克的记述中，约翰是个聪明、乐观、热心肠的男人，但是他对自己的过去很少提及，他总是对重庆的妻儿感到愧疚，但从来不肯回去看看他们。

约翰就是路翎，我立刻知道，我再一次与他相逢于故纸中，这世上没有几个人记得他，他的名字与事迹有幸被少量文字记录，这些只言片语遵从神秘的指引，流汇向我，使我一个无关之人得以隔了数十年隔雾看花地观望了他的前半生，在不断观望中，路翎变成我无法忽略的存在，他一定有所目的，除了命中注定，找不到别的解释……他的后半生呢，他在盐寨的生活怎么样，做了什么，死于何时，葬于何地？我滋生出好奇，那时候我就想，应当去一趟怒江和赤吾江，说不定还能找到一点儿的痕迹，还原出零星半点他的后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