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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发展是由代表人民的意识形态信念所促成的，可是促成它们的各国政府对它们并不热衷。读者们已经看到，即使是那些在今日看来最彻底、最具有历史传统的民主国家，如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也是到相当晚近才决定放宽其选举权，更别提直到1918年仍拒绝有系统的民主化的荷兰（不过，荷兰和比利时的选民人数增加率差不多）。政客在他们（而非某些极左派）尚能控制选举的时候，也许会听任选举权做预防性的扩充，法国和英国的情形或许便是如此。在保守人士之中，有像俾斯麦一样的愤世嫉俗者，他们相信民众在投票时仍会秉持传统的效忠（或如自由派所说的无知和愚蠢），因此他们认为普选将会加强右派而非左派的力量。但是，即使是俾斯麦也宁可不在支配德意志帝国的普鲁士冒险尝试，他在普鲁士仍维持了绝对亲右的三阶段投票制。事实证明这种防备是聪明的，因为大众选民已无法由上层予以控制。在其他地方，政客不是屈服于人民的暴动和压力，便是顺应他们对国内政治冲突的估计。在这两种情形下，他们都害怕迪斯雷利（Disraeli）所谓的“轻举妄动”所导致的可怕后果。诚然，19世纪90年代的社会主义骚动以及俄国革命的直接和间接影响，都强化了民主运动；不过，不论民主化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在1880—1914年间，绝大多数的西方国家都已顺应了这个不可避免的潮流。民主政治已经无法再行拖延。自此，问题就变成该如何操纵它了。

最原始的操纵办法还是挺容易的。例如，可以对普选产生的议会权力加以严格限制。这是俾斯麦的模式，亦即将德国国会（Reichstag）的宪法权力降到最低程度。在其他地方，则借着经由特殊（和权重的）选举团体和其他类似机构所选出的第二议会——有时（如在英国）是由世袭的议员组成——来节制民主的代议会。财产选举权的基本原理仍得以保持，并借由教育资格予以增强（比方说，在比利时、意大利和荷兰，受过较高教育之人拥有额外的选举权；英国则为大学保留了特殊席位）。1890年，日本开始采用具有上述限制的议会政治。这种“变种的投票权”（英国人的称谓），还可利用为己党利益擅自改划选区的有效设计（奥国人所谓的“选举几何学”）而予以加强。这种设计是借着篡改议员所代表的选举区，而将支持某些政党的力量极小化或极大化。对那些胆小或谨慎的选民，可用公开投票的方式对他们施加压力，在有权有势的地主和其他赞助人的监视之下犹然。丹麦把公开投票一直维持到1901年，普鲁士到1918年，匈牙利到20世纪30年代。如美国城市领袖所熟知的，赞助可以产生为某种共同目的而采取一致行动的政治组织。在欧洲，意大利的自由党员乔瓦尼·焦利蒂（Giovanni Giolitti）已被公认为随从主义政治学的高手。投票年龄的最低限制颇富弹性：由民主瑞士的20岁到丹麦的30岁不等。当投票权扩大之际，年龄限制往往也会提高一点儿。而借由复杂化的过程使人不易前往投票，从而简单破坏其效力的行动，也始终不乏新例。在1914年的英国，估计约有半数工人阶级，是经由这个办法被剥夺其公民权的。

不过，这些制动策略虽然可以使政治车轮趋向民主政治的运动减慢，却无法阻止它的前进。西方世界（1905年以后甚至包括沙皇统治下的俄国）正在清楚地走向以日渐扩大的普通人民为基础的政治制度。

这些制度自然会导致为了选举或借由选举所组织的群众政治动员，其目的在于对全国性政府施加压力。这也意味着群众运动和民众政党组织、大众宣传政治学、大众媒体（在这个阶段主要是发展大众化或低级趣味的“黄色”报纸），以及给政府和统治阶级带来不少新麻烦的各项发展。对历史学家来说不幸的是：这些问题如今已在欧洲公开的政治讨论场合中消失，因为日益增长的民主化已使人们甚至不敢稍微坦白地公开加以讨论。政党组织候选人难道会告诉他的选民说，他们太愚笨无知，不知道在政治上什么是最好的，而他们的要求也很荒谬，会危及国家的未来？又有哪个政治家敢不口是心非，以免其谈话被那些包围在身旁的记者传到最遥远的酒店去？政客越来越被迫取悦大众选民，甚至不得不直接和民众对话，或间接利用大众新闻报道（包括其竞争对手的报纸）这只传声筒。俾斯麦或许从来不曾对精英以外的听众发言。然而，在1879年的选举战中，格莱斯顿（Gladstone）已将群众助选引入英国（或者也包括欧洲）。除了政治的局外人，再没有人会以辩论1867年英国改革法案时的那种坦白和真诚，来讨论民主政治的可能后果。不过，当统治者隐藏在浮夸的言语背后之时，对政治的严肃讨论则退入知识分子和少数有学识并关注这些问题的民众的圈子。这个民主化的时代也是新政治社会学的黄金时代。是涂尔干（Durkheim）和索列尔（Sorel）、奥斯特罗戈尔斯基（Ostrogorski）和韦布（Webb）、莫斯卡、帕累托（Pareto）、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和韦伯的世界（参见第十一章）。[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