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中日双输的历史教训答《经济观察家》报记者李翔（第5/8页）

一个封闭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没有希望的；不讲改革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而中国在这些方面弱点很多。以现在来讲，中国和日本比较，中国的开放程度在好多方面也比不上日本。

记：您指的是哪一方面？

袁：总的说来，日本的开放程度要比中国强。

记：但是中国的每年吸引的直接外资投资数额是全球最高的。

袁：日本的确曾经为外资和外国商品进入设置了很多障碍，但近年已有很大改进。有的大学校长是外国人。有些海外商品在日本市场占有率很高。当然，这是近几年在美国的压力下，被迫开放的结果。包括马自达被兼并掉。要是中国一汽什么的被日本人兼并，岂不是要闹翻天？

有些东方文化的毛病在日本还在起作用。中国在这方面更为突出。总体来看，日本比中国做得好。

记：您指的毛病是他们的封闭性？

袁：封闭性，讲等级。这些是很大很大的毛病。

记：文化的封闭性是以什么为基础的？儒家文明讲究封闭吗？

袁：严华夷之辨，不准以夷变夏，这是儒家文化的一个基本原则。儒家文化，它形成一种天朝心态，即便是要吸收外来的，也要以我为主。像佛教，被中国化了，成为三纲五常这个基本架构的一个分支。

记：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对日本的情绪是敌视呢，还是有一段黄金时期？比如像李鸿章、梁启超、康有为，同日本政治家的关系相当好，那时候日本似乎是整个中国的学习对象和好邻居，希望它来帮助我们。

袁：情况比较复杂。义和团事件以后，日本是中国学习的榜样，有一个留学日本的高潮，最多的时候有一万多中国留学生。有一个方面就是帮助中国进行法律和司法制度的改革。清政府聘请的是日本法律专家，给中国官员和候补官员开系统的讲座，讲现代法律知识，并且帮助移植西方的大陆法系，起草刑法，民法、诉讼法等一系列法律，中国的民法、刑法都是在日本法律专家的协助下完成的。此外，帮助兴办各种学堂，很多新式学堂都请了日本教习，最多的时候约有五六百人。有个美国学者专门写了一部书称这十年是中日关系史上的“黄金十年”。另外一方面也有被打败和被掠夺的深仇大恨，不少看见签订《马关条约》的春帆楼后写的感怀诗都表达了这种情绪。这两方面同时存在。

记：可是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孙中山，他们都把日本作为一个可支持他们的力量。

袁：中国的改革先驱有两个想法：一是认为日本的改革成功，可以成为中国的榜样；另一是认为两国同文同祖。其实国际关系中，讲的不是种族文化，而是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孙中山和日本人都讲同是东亚和黄种人之类的话，其实这是一个种族和地缘的假象。另外一方面，割让台湾，巨额赔款，又让中国人受不了。

情绪很复杂。但相对来讲，那个时候是两国相处比较好的时期。

记：难道那个时候日本政府的思路跟以后日本政府的思路就有很大变化吗？

袁：1890年以后，日本实行政党政治。哪一个党或哪一位政治家组阁，推行的政策会有较大的差别。如果存在一个相对而言的双方关系比较好的年代，应该是辛亥革命前的十年。到“二十一条”出来，这个好邻居时代就彻底结束了。

义和团失败以后的新政，从1901年开始，一直到辛亥革命前都在推进。这十几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时期，也是政治制度改革有较大推进的时期。经济发展，从政府的财政收入就可以看出来。从十九世纪一直到义和团运动，那时候中国的一年财政收入大概有8000万两。到了辛亥革命前，达到3亿两，这个可都是真金实银啊。这是一个指标了。另外有几个大动作，一个是将科举制度废除，建立新式教育制度。这种教育制度很大程度上是以日本的教育制度为蓝本的，日本派了很多教师来帮助中国教学。当然也有英美教师，但是日本的占大多数。例如，1909年，有549位外国教习和教育顾问在中国工作，其中424位是日本人；而19世纪中国新式学堂的外国教习则绝大多数来自西欧、北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