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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失去了未来。显然，甚至在他病情复发之前我就知道，我永远也不可能和奥古斯塔斯·沃特斯一起长大变老。可想到李德薇和她的男友，我感觉自己被剥夺了什么。我很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从三万英尺的高空俯瞰大海，从那么高的高处你是不可能看清波浪或船舶的，海洋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无边无际的整体。我可以想象那幅景象，可以回忆那幅景象，但我不可能再次看到那幅景象了。于是我突然想到，人类贪婪的渴望永不会因为梦想成真就得到餍足，因为一切都可以再来一次，比以前更好——这样的念头永不会消失。

就算你活到九十岁，很可能也还是如此——尽管我嫉妒那些真能长寿若斯、亲身验证的人。可话说回来，我已经比范·豪滕的女儿活得长一倍了。假若真能让他的女儿死于十六岁，他有什么代价不愿付出呢！

突然，妈妈出现在我面前，挡住了电视，双手背在身后站着。“海蓁。”她喊我，声音严肃得让我以为出什么大事了。

“什么？”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不是我的生日吧，对吗？”

她笑了。“还没到呢，今天是七月十四日，海蓁。”

“是你的生日吗？”

“不……”

“是哈利·胡迪尼 [1] 的生日吗？”

“不……”

“我真的不想再猜了。”

“今天是巴士底日！！”她从身后伸出胳膊，变出两支小小的塑料法国国旗，热情洋溢地挥舞起来。

“听起来真像编出来的，就像‘关注霍乱日’之类的。”

“我向你保证，海蓁，巴士底日可不是什么编出来的日子，你知道吗？两百二十三年前的今天，法国人民攻克了巴士底狱，武装起来，为自由而战。”

“哇噢，”我说，“我们应该庆祝一下这个意义深远的重要日子。”

“巧极了，我和你爸爸刚好计划了一次野餐，去假日公园。”

她从来不放弃努力，我的老妈。我从沙发上直起身子，站了起来。我们一起胡乱做了几个三明治，又从门厅的杂物橱里找出一个满是灰尘的野餐篮。

今天算得上是个好天，夏天终于真正来到了印第安纳波利斯，温暖而湿润——在一个漫长的严冬后，这样的天气提醒你，尽管这个世界不是为了人类而创，我们人类却的确是为世界而造的。爸爸在假日公园等我们，他穿着一身黄褐色西服，站在一个残疾人车位上在手机上打字。我们停车时，他对我们挥手，然后过来拥抱我。“多好的天气啊，”他说，“要是我们住在加利福尼亚，就能每天都有这么好的天气了。”

“是啊，可那样你反倒不会欣赏它了。”妈妈说。她错了，但我没有去纠正她。

我们最后把野餐垫铺在“遗迹”底下了，这个诡异的四方形罗马遗迹好像是扑通一声从天而降，落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一块空地中央的，但它其实不是真正的遗迹：这是八十年前建造的一座模仿“遗迹”的雕塑作品。不过，因为这座假遗迹被人长久遗忘了，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反而意外成了真正的遗迹。范·豪滕会喜欢这座“遗迹”的，格斯也一样。

于是我们坐在遗迹的阴影里，吃了点午餐。“你要涂防晒霜吗？”妈妈问。

“我没事。”我说。

可以听到风穿过树叶的声音，风还送来了远处游乐场上孩子们喧闹的欢叫声，那些小不点，刚开始学习如何生活，通过探索为他们而建的游乐场，学着探索并非为他们而建的这个大世界。爸爸看我在看那些孩子们，说：“你怀念像那样到处飞跑的时光吗？”

“有时候吧。”但我其实不是在想这个。我只是想注意一切：落在被遗忘的“遗迹”上的光线；一个几乎还不会走路的小孩，在游乐场一角发现了一根树棍儿；不知疲倦的妈妈正在往她的火鸡肉三明治上把芥末挤成锯齿形状；爸爸轻轻拍了拍口袋里的手机，克制住了拿出来看看的冲动；一个人扔出飞碟，他的狗追着飞碟跑，然后扑住，叼回来给他。